梵高与圣经

本周，正当和朋友重游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时，我再次被“专家们”对文森特（译注：画家梵高的全名为文森特·威廉·梵高）深厚的宗教信仰有太多忽视和误解所震慑。

以梵高的画作《与圣经的平静生活》（Still life with Bible）为例。

画作一旁的文字说明解释说，该画据称“象征着梵高与父亲之间的难相处关系，将后者的保守态度与（埃米尔·）左拉的书籍（指的是佐拉《卢贡-马卡尔家族》第十二部《生的快乐》，La joie de vivre）所表现出来的现代生活对立：新旧对立，生死对立，老式深色皮革装订的圣经与亮黄色的书对立”。

这段描述与很多叙述一样，是典型的将艺术家的一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段是狂热的宗教信仰，后段是放弃基督教，转而信奉自然宗教。

另一位评论家写道，对于文森特而言，“圣经代表了他从父亲身上看到的一切：对于宗教和信仰的盲目崇拜，永远被囚于陈旧的思维模式当中。左拉的书有着（这点还有争议）梵高所绘父亲的圣经的对立面：以全新的现代方式真实地感知世界，胜过梵高感受到的能引起‘绝望和愤慨’的圣经。在梵高看来，圣经是向后看的，左拉和他钦佩的其他作家则是以创新式的新方式朝前看的。”

凯斯琳·鲍瑞斯·埃里克森（Kathleen Powers Erickson）在她的著作《在永恒之门：文森特·梵高的精神视角》（At Eternity’s Gate: the spiritual vision of Vincent van Gogh，而《At Eternity’s Gate》也是梵高的一幅同名名作）中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

通过阅读梵高的大量书信，凯斯琳惊讶地发现，宗教信仰贯穿了梵高的一生和视角。

她逐渐发现，梵高的艺术作品实际上是他早期宗教生活和经历的延伸，而非某种中断。

因此，凯斯琳写道，她的书“要展示梵高信仰朝圣之旅的连续性，从他早年的宗教培训，到他的福音派时期，到他与宗教和现代主义的斗争，最后落到他在生活和艺术中达成中宗教和现代主义的调和”。

抛弃

《与圣经的平静生活》由文森特创作于父亲在1885年去世的几个月后，当时也是前者艺术创作的辉煌十年期，也就是梵高自1880年停止作为布道家转而成为艺术家开始，直至1890年不幸离世。

1880年确实是文森特一生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当年，他抛弃了制度性基督教和他所认为的神职人员的虚伪。

但是，他选择了将他的精神生活集中在两本最受欢迎的基督教灵修读物上，即《师主篇》（The imitation of Christ，托马斯·肯皮斯著）和《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约翰·班扬著）。

他在给予他弟弟的信中这么评价他亲手抄写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极为伟大崇高”。

选择从根本上效法基督，有助于解释梵高一生中的大部分生活和斗争历程，及他将悲伤痛苦作为朝圣旅程的一部分，并最终抵达天国之城（Celestial City）。

尽管历史学家一直将《与圣经的平静生活》解读为梵高对从前基督教信仰的抛弃，但埃里克森却是断言道，画作实际是反映了他对圣经的持续尊重。

1888年秋，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写道他与梵高在亚尔会面时作：“他的荷兰人大脑里塞满了圣经。”

痛苦

人们常常忽略的是，文森特为何选择在画作上绘制一本打开了《以赛亚书》某页的圣经。

画作中圣经的右上角，可以清楚地看到法语名“Isaïe”。为什么选用法语？这本真的是画家父亲的圣经？为什么不显示荷兰语“Jesaja”？

在靠近右手边顶部位置，梵高绘制了使用了罗马数字的章节名：LIII（译注：换成阿拉伯数字为“53”）。

在《以赛亚书》53章中，先知这么描述上帝的仆人，“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译注：原文有省略，这里全文援引53：3至5节）。

同好几个世纪以来的基督徒一样，文森特将这段经文解释为受难基督的自画像。

左拉和雨果的小说也出现过为帮助他人受苦牺牲的角色。左拉的书不是圣经的对立面，而是互补。

梵高一直使用黄色来表示神的存在，如太阳、月亮和星星、向日葵、麦田，以及左拉的书。

1888年，也就是外界称文森特进入了无宗教信仰阶段的那年，他给朋友埃米尔·贝尔纳（Emile Bernard）写信，作：

“我亲爱的贝尔纳呀，你真该好好读读圣经…圣经就是基督，而旧约通向那个顶峰；圣保罗和福音书的作者占据了圣山另一处斜坡…（基督）平静地活着，是一位比所有技术加还要伟大的艺术家，他藐视大理石、粘土和颜料，在鲜活的肉体上作工…这位超凡的艺术家…既不雕刻，也不绘画，甚至也不著书…他令活人不朽。”

在我看来，他依然还是位信徒。

原作者杰夫·方丹（Jeff Fountain），舒曼欧洲研究中心（Director of the Schuman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主任。本文原发于作者的博客《每周一言》（Weekly 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