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伦特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谈起：警惕基督教中的教条主义

有些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津津乐道地宣称，信耶稣之后人会变好，道德水平会提高，如果领导人信耶稣，按照福音治理社会，那么就会祥和富强，他们还会列举欧美强大文明的先例作为根据。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的时候，却有一个无法回避，却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文明占主导的欧洲会产生希特勒的纳粹政权？难道纳粹团体都不信耶稣吗？难道那些主导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纳粹高官都不祷告吗？显然，从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报告文学中，可以看到牧师对艾希曼的评价，他是合格的基督徒，也是个心理正常的人。但是他却主导执行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灾难，已经有很多哲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做了分析。英国哲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认为导致大屠杀的原因是技术官僚主义，让每个人都成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和流水线。官僚科层制将一份完成的工作分配成不同的环节，处于环节上的每个人，都与这个生产线的结果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就像汽车上产线一样，每个环节的工人只是装了一个螺丝，最后却出来一辆汽车。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官僚科层制和技术理性主义之上，对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了一个流水线，有的人负责统计犹太人，有的人负责召集犹太人，有的人负责押送他们到集中营，有的人负责建设集中营，有的人都负责将他们关进毒气室，这些环节中的每个人好像都没有屠杀犹太人，犹太人不是在他们手上被屠杀的，因此这导致了他们只是完成工作，并不知道也没有思考自己的行动最终导致的结果。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流水线工作，让大家参与又没有意识到自己参与了大屠杀。因此，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的苦难，蕴含在现代性中，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另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阿伦特，她提出了平庸恶的概念。艾希曼作为一个正常人，却完全执行一个邪恶的大屠杀行动，而他的执行就在于他缺乏独立思考，放弃独立判断。与平庸恶相对应的是极端恶。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出于仇恨，也不是出于娱乐，更不是出于利益，而是以屠杀为屠杀，他既没有把屠杀犹太人作为目的，也没有作为手段，而是自己付出成本去做一件没有收益的事情，因此这种行为是超出人类的理性的极端之恶。

但是在这些分析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基督教去哪里了？基督教在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只是在德国发生的个例，但是我们不能拿美国、英国没有出现纳粹，而忽略德国的基督教在纳粹中的错误。

要知道，在1900年的元旦，欧洲的各大报纸还信誓旦旦地展望未来的和平生活。在他们看来，技术的进步，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现状，这样的境况又怎能产生战争呢？然而正是对技术的自信，让人们忽略了其中的危险。也正是信徒对基督教教条的崇拜，让教条和信条代替了信仰，从而让福音变成了世俗的事情。福音的道德、超越性被教条代替，信仰和福音中以人为目的的精神，被教条格式化。

教条的技术主义将人分解为外邦人和选民，新我和老我，肉体和灵魂。在这种格式化的二元论中，基督教的一切实践，都成为教条格式。

在笔者刚加入教会的时候，教会提到犹太人的时候，还是两个矛盾的定论。犹太人钉了耶稣十字架，所以他们经历了被屠杀的惩罚；犹太人因为是信上帝的民族，所以他们很聪明，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从这可以看出，教义的二元论带来的对同一个事件评价的分裂。的确在屠杀犹太人方面，他们钉了耶稣，他们都是罪人，被屠杀也是上帝的安排。我们看到正是基督教让他们屠杀的理由变得神圣。

正是对教条主义的依赖，教条成为他们判断一切的标准。教条的僵死特性，让这些依赖教条的人，也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独立判断和信仰的高度。教条的特点是将世界简单化，就像数学公式将世界化为数字符号一样。简单的世界自然不需要复杂的规则，人也就没有丰富性。因此，在执行大屠杀的纳粹那里，只不过是执行教条的标准。

波普尔在对二十世纪的灾难反思中，提出了科学知识的证伪原则。一个科学知识或者结论，之所以具备科学性，是因为它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也就是说那些宣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每个知识或者结论都有他自身的条件和处境，一旦离开这个处境显然就是错误的。

而当他们以教条为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怀疑这个真理的背后有没有不道德和不符合信仰的地方，这真理的神圣性让他们趋之若鹜，尽管他们祷告，他们读经，但是这些和耶稣的福音已经没有关系了。

教条主义带来的技术主义，蕴含了人类的灾难。尽管教条简化了对福音的了解，但是却不能代替信仰和福音。认识上帝，超越世界，独立思考都是信仰的必然条件。信仰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环节，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