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者于赓哲,在他的著作《疫病年代》和《从疾病到人心》中,谈到中国历史上医生的地位,以及与西方医学系统的对比。这种对比也说明为什么现代医院产生于西方,在我们的历史上鲜有成系统的医院和医疗系统。而西方产生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生的地位较高,而医生地位较高的原因是基督教。而我们历史上医生的地位较低,是因为没有宗教的支持,因此医生职业也就无法获得保障。而笔者在阅读历史的时候,也恰好看到一些案例,可以进行中西对比,也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在任何一个前现代国家,医疗水平最高的医生群体往往都集中在宫廷,也就是皇权身边。这一群体按照中国的说法叫太医。他们是专门给皇帝治病的,因此掌握着这个国家最精湛的医疗技术。然而这一点用在中国的太医群体上,可能并不符合。于赓哲在他的著作中谈到,医学是一门经验学科,他最重要的是经验积累,而经验积累本身需要一个试错和传承,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太医身上并不存在。首先太医面对的就是皇亲国戚,患者群体太少,因此医疗经验严重不足;此外太医一旦诊治没有明显疗效,就会面临杀头风险。因此太医这种高危职业,说明医生职业的无保障性。我们可以从中西给皇帝治病的故事中窥探这种不同。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复辟之后成为国王。1685年的一天,查理二世早上起床的时间,仆人们听到他的房间里传来尖叫。他脸色苍白,浑身抽搐,无法说话。国王生病,御医很快被叫过来,首先做的抢救措施就是,按照传统流程实施放血疗法。御医们马上放了400毫升血液。然后御医们又像发了疯一样,把国王身上用指甲挠得遍体鳞伤,又用烧红的烙铁烫出很多血泡,再把血泡挤破。眼看还不见好转,又加了催吐剂,让国王吐得翻江倒海。
这一切措施仍然不见效,还是按照传统医疗方式,继续放血200毫升。到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又一次抽搐,御医们继续放血。放完血又找来一只山羊,取其身上的结石,让国王吃下。此后不见效,又喂了鸽子粪等民间秘方。但是又过了一天,国王查理二世把他的弟弟叫来,交代完后事,看了最后一次日出,就一命呜呼了。
查理二世死后,为他治病的医生们,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继续用“酷刑”救死扶伤。
然而,换到我们中国的御医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曹操有个头疼病,一旦犯病就头疼欲裂。华佗是个名医,可以缓解他的头疼病。但是华佗有个想法,就是希望做官。因为华佗出身低微,在那个强调家庭出身的时代,曹操自然看不上他,因此就没有答应要求。华佗也有个性,索性回家不给曹操治病。结果呢,曹操发现他故意不给自己治病,就把他杀了。
另一个是明代嘉靖的御医许绅。
1542年嘉靖皇宫里发生了壬寅宫变,几个人宫女在嘉靖睡着之后,企图将其勒死。但是由于紧张,绳结没有打好,只是把嘉靖勒晕了。后来一个宫女告发,太后率人赶来救驾。这时主持抢救的是太医许绅。许绅根据症状,下了一剂药,服下半天嘉靖皇帝才醒来,开始呕吐很多淤血。后来经过休整,慢慢康复了。
许绅自然成为嘉靖的救命恩人,嘉靖宣旨厚赏,可是等来的却是许绅死亡的消息。原来许绅当时看着嘉靖吃完药之后,许久没有醒来,想着皇宫中治不好皇帝就要杀掉的规矩,内心害怕。结果惊吓过度,没过几天就一命呜呼了。这尚且是治好了皇帝的情况下,那些治不好的太医不知道死了多少。
清代的雍正皇帝有一次身体不适,很是痛苦,太医也医治无效,不知道有几个太医脑袋掉了。于是他就找到民间名医,一个叫贾士芳的道士。道士的药管用,雍正对道士大有好感。但是疾病都要休息,并且有些事情不能做。这样就触犯了雍正的皇权尊严,一个皇帝怎么能让一个民间医生呼来喝去,听从他的安排。于是找个理由将贾士芳杀掉了。
查理二世的医生可以为了治疗而动用各种“非常”手段,即使最后证明正是他们的治疗加速了查理的死亡,可是这些医生依然安然无恙。他们还是医生。也许在他们的著作中,会写下一条,放血疗法对查理二世医治无效,需要更换其他疗法。而中国的太医,尚且没把皇帝治死,就吓死或者被杀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医生这一职业的不同命运和地位。
这当中的原因,我想有下面几点。
首先,西方的国王并不像我们的皇帝那样,有着无上的权力,可以任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他们的国王实际上只有世俗的权力,因为还有教会在制约着他。因此不能随意杀人,也就可以理解了。而我们的皇帝,因为没有任何制约的力量,因此金口玉言,杀人也就不受控制。
其次中世纪的医生都有教士背景,他们的背后是强大的教会。而基督教是讲究医治的宗教,因此医疗活动本身就是带有宗教神圣性。这样的结果就是,如果医生治疗失败,人没有被医治好,那么基督教信仰就可以作为解释。这是上帝的安排,或者是因为个人的罪,上帝所带来的惩罚。总是上帝的主权可以为医生医疗行动的效果提供解读,医生本身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这样就给医生很大的自由主权空间,因此他们有机会试错,不必担心错了之后丢了饭碗或者丢了性命。在医患关系上,医起到主导作用。
而我们的医生在汉代之后,就和宗教彻底分家。也就是医巫分开,医生这职业不再具备宗教性,也就变成了彻底世俗的职业。那么在医患关系上,就处于被动,患者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患者看到医生没有治好自己,就会直接更换其它医生,因此没有给医生试错的机会,来纠正自己的医疗措施,以积累经验。
第三,西方的教会大学承担了医学教育的主要责任,甚至医院也从教会开始兴办。因此他们有自己完善的医学教育和医疗知识的积累系统。我们的历史上则没有这样的机构。医生一直是排在科举考试之后,只有科举无望的人才会选择去做医生。如华佗、李时珍等。这就造就了我们医生的原子性,从而没有成体制的系统支撑。
从上面两个御医之死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基督教在医疗职业发展中的作用。当然,中医有中医的特色,只是中医这一职业身份的改变是在现代医疗体制建立之后。在医疗发展的历史上,宗教与医学本身就有这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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