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伊朗将基督教皈依者描述为国家安全威胁

据联合国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介绍，自2011年以来，联合国人权专家就伊朗基督徒问题向伊朗发出8份函件，伊朗仅回复过其中1份。而在这份唯一的回复中，伊朗当局将基督教皈依者描述为国家安全威胁。

自2024年8月起担任这一职务的佐藤舞博士（Dr. Mai Sato），近日接受了关注伊朗宗教自由的组织Article18（第18条联盟）的采访。

在采访中，佐藤介绍了自己职权范围的局限、联合国有关伊朗基督徒问题的记录、德黑兰圣彼得福音派教会院区遭接管事件，以及伊朗当局对家庭教会成员提出危害国家安全指控的情况。她也承认，在伊朗经历战争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背景下，基督徒的处境“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关注”。

无法进入伊朗的特别报告员

佐藤表示，特别报告员这一职务独立于联合国工作人员体系。

她说：“这是一项无薪职务，因此我并不是联合国的雇员。”

她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从事全职学术工作。

这一职权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项决议设立。人权理事会是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机构。根据该决议，佐藤负责监督伊朗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状况，并评估相关建议的落实进展。

她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履行这一职权。

首先，她每年提交两份报告，一份于3月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另一份于10月下旬提交联合国大会。

其次，她可以向伊朗当局发出函件，即针对具体个案，向有关政府转达相关指控和关切的信函。这些函件可以由她单独发出，也可以与其他联合国专家联合发出，并与政府的回复一同公布在联合国公开数据库中。

此外，她还可以通过新闻声明和媒体采访等方式公开发声。

她也可以进行国别访问，但访问地点不包括伊朗。

佐藤说：“伊朗当局不承认我的职权具有正当性，因此我无法前往伊朗。自2011年这一职权重新设立以来，情况一直如此。”

因此，她会前往拥有大量伊朗侨民的第三国进行访问。她指出，其他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包括负责单边强制措施问题和住房问题的专家，都曾获准进入伊朗，但负责伊朗人权状况的特别报告员却未获准入境。

8份函件，仅获1份回复

佐藤介绍，联合国函件数据库显示，自2011年以来，联合国人权专家就伊朗基督徒问题共发出8份函件。其中，除最近的一份外，其余7份均涉及基督徒被捕和拘押的案件，而且当事人大多是基督教皈依者。

最近的一份是联合国专家联合发出的函件，涉及德黑兰圣彼得福音派教会院区被没收，以及居住在院区内的亚美尼亚裔和亚述裔基督徒。佐藤认为，这份函件与此前的案件“性质上有明显不同”，因为它涉及财产问题，以及伊朗境内获官方承认的基督教少数群体，而不是基督教皈依者。

圣彼得福音派教会是伊朗历史最悠久的新教教会。今年7月，为执行伊朗革命法院于20世纪90年代末作出的一项裁决，当局着手将该教会院区转交给伊玛目命令执行总部（Execution of Imam Khomeini's Order）。这是一个由国家控制、负责没收宗教及私人财产的机构。《国际基督徒关注组织》（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对此进行了报道。

7月12日，当局比原定期限提前一个月接管该院区。此次行动发生在联合国相关函件发出数日后。当局随后在院区外部署警卫，并将院区内剩余的27名亚美尼亚裔和亚述裔基督徒居民强制迁离。

佐藤与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纳齐拉·加尼亚（Nazila Ghanea）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撤销对该教会院区的接管，并将其归还。声明指出，此次事件是长期以来针对伊朗基督徒群体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尤其是针对波斯语基督教礼拜活动的限制。

伊朗过去曾有约50间新教教会，其中大多数以波斯语举行礼拜。如今，几乎没有教会还能继续以波斯语举行礼拜；相关教会要么已经关闭，要么被迫停止以波斯语举行礼拜。

伊朗政府尚未回复这份函件。

“国家安全”指控与家庭教会

目前有记录的唯一一份伊朗政府回复，是针对2020年联合国发出的一份函件。

佐藤表示，这份回复延续了一种常见的做法，即将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皈依者，描述为某种国家安全威胁。

伊朗政府在回复中提及“反国家宣传”等罪名，并声称函件中提到的人员是因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名被定罪，而不是因为皈依基督教。

伊朗政府的回复以及联合国此前发出的相关函件，均已公布在联合国数据库中。

佐藤表示，这份回复还体现了伊朗当局对待不同基督徒群体时的一种区别性做法：波斯语基督徒，其中大多数是由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者，被描述为国家安全威胁；与此同时，当局则强调承认该国亚美尼亚裔和亚述裔基督徒群体的地位。

然而，这种官方承认并未阻止当局接管圣彼得福音派教会院区并迁离居民。被迁离的27名居民正属于上述获官方承认的基督教群体。佐藤表示，这也是这份函件与此前所有涉及伊朗基督徒问题的联合国函件不同之处。

她指出，被当作相关罪名依据的行为，往往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动。

她说：“这些案件涉及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但当你真正了解当事人的实际行为时，会发现有时不过是参加家庭教会聚会，或者传播信息。”她补充说，所谓传播的信息，很可能就是分发圣经。

她还回忆了一起案件：一名男子仅仅因为出国参加教会活动，就被当局指认为间谍。

“当局知道我们正在关注”

面对有人质疑伊朗很少回复联合国函件、因而特别报告员职权是否具有实际价值的问题，佐藤表示，她理解这种失望，但认为人们应当对这一职务的作用有合理预期。

她说：“我的主要职责和权力就是监督和报告。我没有任何执法权力，无法强迫伊朗当局做这做那。我也没有权力要求其他国家采取某些行动。”

她表示，要求她做得更多，“几乎就像要求一名记者仅凭写一篇文章就阻止一场处决”。

她认为，这一职权所产生的影响很难衡量，尤其是预防性影响更难评估。

她说：“当局知道我们正在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下一次教堂被没收的事件可能不会发生，或者会被推迟？我们永远无法衡量这一点。”

佐藤认为，这一职权的价值在于留下记录。她表示，如果没有这一机制，联合国就不会留下相关案件的正式记录，也无法留下有别于政府官方叙事、记载受害者及其家属遭遇的资料。

她认为，这项工作发挥了记录事实、揭示真相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的问责机制保存证据。如果伊朗的治理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证据可能会发挥作用。

不过，她承认，这一职权在当前及短期内能够产生的影响并不容易显现。她认为，各国政府在这方面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因为这一职权本身就是由各国推动设立的。

佐藤说：“实际上，正是各国设立了这一监督和记录机制。现在已经有了大量证据，那么，各国在设立这一机制之后，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呢？”

她认为，各国政府可以采取更多行动，包括通过长期问责行动，以及政治和外交渠道采取更多行动。

“你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很重要”

佐藤表示，自她开始担任这一职务以来，伊朗先后经历了为期12天的战争、对全国性抗议活动的严厉镇压，以及目前的战争。她的大部分精力因此集中在生命权问题，以及面临死刑的政治犯身上。

由于在伊朗，直接联系她可能带来与间谍活动相关的法律风险，她主要依靠民间社会组织记录相关案件，并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安全的联系渠道。

她承认，由于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上述问题上，基督徒和基督教皈依者的处境并不总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尽管她的职权涵盖所有人权领域。

她表示，生命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但“生活并不只是能够呼吸和获得足够的食物”。生活还意味着人们能够实践自己的信仰，并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找到意义，而不必生活在恐惧之中。

在向因信仰被囚禁的基督徒及其家属传达的信息中，佐藤说：

“你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与我履行职权的工作有关；我的关注不只在你们被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时候。”

她鼓励这些基督徒及其家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直接联系她，或通过可信赖的组织，向她反映自己的经历。

文章来源于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基督时报经主办方授权编译刊登，原文可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