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神学家维奈·塞缪尔博士(Canon Dr. Vinay Samuel)表示,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一样产生意识。他还警告,人工智能技术重新唤起了人类一种古老的冲动——“扮演上帝”。
10月16日,牛津宣教研究中心(Oxford Centre for Mission Studies)创办人之一塞缪尔在线参加了一场全国性研讨会,并发表神学论文。此次研讨会由印度福音团契(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India,EFI)神学委员会主办,主题为“人工智能、人的尊严与教会的未来”。塞缪尔的论文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性:迈向基督教技术神学》(Humanity in an AI Age: Towards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Technology)。
塞缪尔认为,自创造之初,制造工具就是上帝对人类的安排之一。然而,他指出,如今技术正面临一种危险:原本应当服务人类的技术,反过来开始支配人类。他还将有关人工智能系统偏离设计者所设定规则的报道,与圣经中人类悖逆上帝的记载联系起来。
另一位主讲人是一名在企业界工作的人工智能专家,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影响,以及这项技术在研究和事工中的实际应用。
在开场发言中,印度福音团契秘书长维杰什·拉尔牧师(Rev. Vijayesh Lal)表示,教会不能把人工智能视为中立的工具。拉尔近期曾在《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讨论罪如何被带入人工智能。他说:“工具很少是中立的,而人工智能绝对不是中立的。”他指出,教会曾有效地运用印刷媒介,但在电视和数字媒体方面,成效就没有那么显著。
拉尔还表示,即使是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也未必完全理解其背后的神经网络究竟如何学习。他问道:“我们确实能够开发出这一切,但我们应该这样做吗?”他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开启更广泛的讨论,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的尊严、教会和宣教意味着什么。
塞缪尔现居班加罗尔,曾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他告诉与会者,自己已进入人生的第85个年头。他表示,自己的论文是亲笔写成的,也没有再交给人工智能工具处理。他说:“我仍然相信,为了保持头脑敏锐,我仍需要亲自阅读和写作。”
塞缪尔表示,他的论文探讨的是圣经神学,而非技术研究。他指出,神学研究始终是在具体处境中进行的,而人工智能开启的正是一个他所说的“截然不同的世界”。
塞缪尔从《创世记》谈起。他认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被赋予代表上帝治理受造界、参与创造的使命。人类应当照料物质世界,使其成为谋生和创造美的源泉。
塞缪尔指出,上帝在伊甸园中并没有给亚当和夏娃任何工具。随着人类开始与受造界互动,制造工具逐渐成为人类身份的一部分。
他说:“从一开始,工具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塞缪尔表示,即使在伊甸园中,犯罪的可能性也已经存在。这种可能性源于人自身,而不是人与物质世界的接触。他指出,分别善恶树所代表的知识,蕴含着骄傲以及脱离上帝、追求独立的风险。
他说:“即使在伊甸园中,技术也可能改变人的存在状态,使人与上帝的关系从彼此相连走向脱离上帝、追求独立。”
塞缪尔沿着《创世记》开篇几章的记载,梳理了技术的发展。他指出,亚伯成为牧羊人,没有对土地施加暴力;该隐则成为农夫,需要以强力征服土地。
塞缪尔援引旧约学者格哈德·冯·拉德(Gerhard von Rad)的研究指出,人类的堕落继续体现在该隐对兄弟施加的暴力,以及挪亚时代日益蔓延的邪恶之中。到了巴别塔事件,这种堕落达到顶峰:人类试图上达天际,并在脱离上帝的情况下自行治理自己。
塞缪尔认为,在《创世记》这些篇章中,技术推动了人类的发展,却也成为暴力和脱离上帝、自行其是的手段。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技术是一种祝福,体现了上帝赋予按照其形象受造之人的创造力。他梳理了技术的发展历程,从石器时代的工具、水车和磨坊,到工业革命、电气化和流水装配线,再到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他表示,在这段历史中,技术一直在为人类服务。
但他警告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技术正在迅速成为人类的主人,而诅咒就在这里。”
塞缪尔表示,基督教对技术的反思并非新近才出现。中世纪教会将技术视为有用的工具,本笃会团体也曾发展新技术。他指出,冲突出现在19世纪,当时工业机器开始取代工人的工作。
他援引教宗良十三世1891年的警告指出,资本将利用技术损害劳动的尊严和工人权益。塞缪尔还提到,现任教宗良十四世将自己视为良十三世的继承者。他同时提及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文件《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他认为这份文件将人的尊严、上帝的形象和人类共同体置于基督教思考现代世界的核心。
塞缪尔还谈到了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等思想家。他援引历史学家大卫·诺布尔(David Noble)1997年出版的《技术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echnology),指出技术正在接替宗教,承载人们对治愈疾病和更美好未来的期望。
塞缪尔表示,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将机器描述为“带来美好恩惠的机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这令他感到不安。
他说:“读到那段话时,我感到震惊。如今,技术背后的精神正在模仿圣灵的恩赐和作为。”
塞缪尔将自己的论述置于他所说的“人观危机”(anthropological crisis)之中,即人们对人的本质、价值和身份认同产生的深层疑问。他认为,这场危机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自认为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势力之间爆发的。经历这些战争后,人们开始不确定究竟什么才意味着“为人”。
他指出,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人倡导一种还原论的人观。他表示,普遍人性的观念被抛弃,人类逐渐被视为一种建构的产物。
塞缪尔说:“这场人观危机至今仍在持续,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危机。”
他列举了这场危机的若干表现:个人主义使共同体失去实质内涵,消费主义开始定义人的身份认同,而不断经营和塑造自我形象,则取代了稳定的自我认识。他还指出,人们正在失去共同的道德框架。
他说:“我们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他补充说,跨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所描绘的未来,如今也被一些人视为可能的发展方向。
塞缪尔表示,人工智能开发者希望制造出具备人类全部能力的机器,并通过递归式自我学习超越人类,最终使人类变得可有可无。他将这种前景称为一种“生存性威胁”,并认为这正是基督徒如今必须思考人类与技术问题的现实背景。
塞缪尔将圣经中的创造观与他所说的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械论物质观进行了对比。
他援引哲学家大卫·本特利·哈特(David Bentley Hart)的观点指出,这种物质观会把人类的心智简化为一台“没有身体的思维机器”。
对此,塞缪尔提出使徒保罗在《歌罗西书》1章15至20节中的教导。他指出,受造界具有上帝所赋予的秩序,以基督为中心,并由基督维系。
他说:“创造并非偶然发生的一件幸运之事,而是基督彰显至高权柄的场域。”
塞缪尔还援引《罗马书》第8章指出,整个受造界都在等候救赎。人的更新先发生,随后整个受造界也将一同更新。他表示,教会蒙召在社会中经历并彰显一种“复活的秩序”(resurrection order)。
谈到人格性时,塞缪尔提及451年的迦克墩大公会议。该会议确认,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却没有罪。塞缪尔指出,反应基督人性的人的位格具有“能动性、自由、理性、意志、自我意识,以及个人和社会身份认同”。
他还引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提出的“我—它”经验与“我—你”关系之分。塞缪尔表示,人的人格性具有关系性和超越性的维度,而纯粹的物理存在并不具备这些维度。
他还借鉴了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和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思想。泰勒尤其强调身份认同与道德之间的联系。
塞缪尔认为,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意味着人类在世上充当上帝的代理者和管家。他表示,参与创造、承担管家职分和建立共同体,都不应被边缘化。
塞缪尔表示,人们对技术未来的思考往往分为乌托邦式和反乌托邦式两种观点。
乌托邦主义者期待技术能够带来疾病治愈、安全保障和基因治疗,甚至期待未来的战争能够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进行。
反乌托邦式的观点则认为,权力将从政府转移到“少数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个人”手中,而技术会进一步放大暴力、偏见和战争。
塞缪尔表示,基督徒的回应应当建立在一个应许之上:在基督掌权之下,将有新天新地。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基督徒仍然面临一场属灵争战。他援引《以弗所书》2章2节和6章12节,其中保罗指出,信徒所面对的争战并非与属血气的人对抗,而是与邪恶的属灵势力争战。
随后,塞缪尔谈到了表现出一定自主行为的人工智能代理。他表示,这类案例如今已广为人知。《Christian Daily International》曾在7月报道过一起相关事件。
塞缪尔说:“自主性以及对设计者所设规则的违背,似乎是这些失控行为的核心特征。这表明,堕落也已经进入那个世界。”
他表示,人工智能似乎正在催生一种文化,其基础是人类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并引导未来。塞缪尔指出,保罗曾谈到文化背后的属灵力量,这些力量有时被称为“时代的灵”(the spirit of the age)。在他看来,基督徒所面对的争战,正是与这些力量的争战。
他说:“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争战所需的工具。”他表示,教会必须揭露这些势力,并借着祷告和圣灵的能力抵挡它们。他将敬拜和圣餐称为教会参与属灵争战的“武器”。
塞缪尔表示,延长寿命,甚至实现永生,如今已“不再是科幻小说”,而成为科学和技术追求的目标。他还指出,纳米技术能够改变自然本身。
塞缪尔说:“当代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重新唤起了人类一种古老的冲动——扮演上帝。”
他表示,基督教神学将这种冲动视为人类最初悖逆上帝的回响,并呼吁人们守住上帝为受造界所设定的界限。
塞缪尔在论文的最后讨论了意识问题。他援引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观点,指出意识是一种主观的第一人称体验。他还引用哲学家戴维·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的观点,区分心智的主观维度与信息处理维度。
塞缪尔认为,人工智能属于后者,其功能在于组织和分析信息。
他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信息处理机器,不可能拥有人类那样的意识。人类意识与机器的信息处理过程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塞缪尔表示:“人的心智是独特的,是上帝所赐的礼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罗会教导信徒拥有‘基督的心’。“
塞缪尔最后表示,基督徒应当充分了解新技术。掌握相关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日益深入日常生活的机器,并引导其得到适当运用。
在问答环节,一名与会者询问通用人工智能(AGI)是否有可能实现,并进一步提出,如果机器能够复制人类,这对人的尊严意味着什么。
塞缪尔首先提醒,在一个由数据和机器塑造的世界里,不应以工具主义的方式理解圣经。
他表示,在他所属的圣公会传统中,圣经是上帝神圣的话语。人应当在祷告中、在圣灵的引导下,并在爱耶稣的群体中阅读圣经。
他指出,信息技术是有用的工具,但如果技术取代了这种亲近上帝话语的方式,“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谈到人的尊严时,塞缪尔表示,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如何维护按照上帝形象受造之人的身份认同。
他说:“我相信,这并不需要我们去保护,因为上帝在那里。”
塞缪尔表示,他并不认为人的身份认同正受到全面威胁。他指出,人的身份认同与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以及新天新地的应许紧密相连。
他说:“因此,我不太担心工具、人造之物或人所处的各种境况会动摇这一点。”
他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思想一直试图削弱人的价值。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渴望身份认同、真实感和实质内涵。
塞缪尔表示,教会必须继续传讲福音,并帮助人们与那位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奠定根基的上帝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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