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于磐石》看“不变”与“可变”：庚子教难前后内地会宣教策略对今日跨宣的激励与借鉴

2025年7月5日上午，由恩道出版与《教会》杂志联合主办的从《立于磐石》看“不变”与“可变”：庚子教难前后内地会宣教策略对今日跨宣的激励与借鉴线上举行。

此次讲座是继中国教会需要路加：作者从《立于磐石》的出版过程反思传统文字事工的价值和殉道者的血如何成为教会之种？从《立于磐石》看庚子教难后晋南教会的重建对于今日教会的借鉴之后的最后一场讲座。

讲座以跨文化宣教策略为主题，主讲人亦文从戴德生初到中国、回国修养、初创内地会、内地会的特色，以及内地会在山西的故事、对本土宗教的态度和庚子教难后的调整七个方面进行了分享。

她表示，在跨文化宣教领域，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因为当宣教士进入陌生的国家，在学习语言、适应文化、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中，会与戴德生这样的宣教士一样，无数次面对什么是可以调整的、可以变的，什么是绝对不可以调整、绝对不可以变的挑战。而内地会的宣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塑造了当年的山西教会，也塑造了中国内地很多教会的生态。

一、初到中国（1854-1860）

1854年，戴德生初到中国。他进入上海的时候，上海已经有兼顾医疗、教育和文宣等种种不同福音事工的集中型宣教策略。

1856年之后，戴德生进入宁波阶段。他不仅在宁波做了一些当地的工作，还跟着其他宣教士进行了乡下的巡回布道。

 在中国的这几年时间中，戴德生观察到了一些现象：
1. 不同差会和国籍的宣教士可以在一起合作，而且关系非常好；
2. 一位单身女宣教士建立了一个女校，她对宣教事工的奉献给戴德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3. 巡回布道中，他发现他们走过路过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属于通商口岸，但只要当地人没意见就可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他还发现，天主教的神父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在中国信徒的陪同下，早就走遍神州各地了。这引发了戴德生的思考——为什么新教的宣教士还要留守在通商口岸？
4. 穿中国的服装旅行非常方便。不同的宣教士曾尝试过改穿中国服装，但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中国的服装不是宣教士的日常服装，他们布道时穿长袍马褂，回到租界又继续西装革履；为了看上去像中国人，宣教士买假辫子戴上，回到租界后又恢复西方人的发型。
5. 政教关系方面，由于宣教士在中国属于外国侨民，所以必须要听从本国领事的管辖（戴德生曾因去到崇明岛福传，而被英国领事训斥，因为离开了通商口岸）。《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宽容条款”（允许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使得中国的信徒受外交条约的保护，而不完全受大清律的管辖，因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天主教的神父以包揽词讼作为传福音的一种方法，事情就更被复杂化了。

 亦文表示，与戴德生一起旅行布道宾惠连（William Burns）牧师曾跟戴德生说：“我们出事的时候不要去找自己国家的领事，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去向中国的地方官求助。”

戴德生对于他观察到的这些现象，认为有些是“可以改变”的，有些却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二、回国休养（1860-1865）

1860年，戴德生因为健康原因回到英国休养，一待就是5年。这5年时间里，他拜访了不同的英国差会，观察到了英国差会的不同运作模式。而这段时间也是内地会的一个酝酿期。

 亦文介绍了戴德生观察到的英国差会的运作模式：
1. 多元禾场：伦敦的差会领袖必须兼顾各个禾场，发展的好的禾场，就会吸引更多的宣教士。而中国只是诸多海外禾场中的一个，且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就不太被重视；
2. 圣俗二分：只有被按立的神学生，才会被按立为宣教士，在禾场才有传道、植堂的资格。其他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印刷工人，理论上他们只能做辅助工作，但不能讲解圣经。然而，到了禾场之后的需要非常大，这个界限常常被打破；
3. 宗派边界：在差派宣教士和教会的建立方面，都存在宗派边界。因为当时的差会绝大部分是隶属于宗派的联会，所以这些差会通常只在本宗派的不同堂会里招募宣教士，宣教士到了禾场之后也只建立本宗派的教会；
4. 性别边界：传统差会只招募男性宣教士（但鼓励他们成婚之后再奔赴禾场），虽然也有一些单身姐妹因为私人的关系或者家族姻亲的关系加入禾场，但这些姐妹们没有被正式招募，也没有宣教士的名分，也不在宣教士的名单上。

三、内地会成立之初的特色

1865年，戴德生创立了内地会。为了宣教的缘故，内地会提出了很多“可变”的因素。

亦文介绍了中国内地会宣言：“我们决定，不分什么宗派，一律敦请信徒同侪，与我们合作，即是那些相信圣经全部是神所默示的，单单信靠圣经中的应许，并且甘愿到中国内地去证明自己的信心者。”在这宣言中，囊括了内地会初创时期的特色。

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本身就是宣教士，且“身先士卒”。虽然总部在英国的差会领袖也非常爱主的教会，但因为他们没到过禾场 所以无法完全理解宣教禾场的特殊处境。但戴德生不一样，他自己已经在中国服事了很多年。

内地会锁定“中国”为宣教禾场，并以“禾场”给差会命名。过去的差会很多都是以宗派或总部所在地来命名，虽然差派戴德生去中国的差会是以中国命名的“中国传道会”，但这个差会的存在年份非常短。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中国内地会第一个以禾场命名的差会。

“深入内地，以发散型的方式传播福音”是内地会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当时的通商口岸已经有大的差会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了，并且牵制了大量人力，以至于人口更多的内地还没有人去。内地会正式成立之前，戴德生就以宁波差会的名义差派了一些宣教士到中国，把福音从宁波慢慢扩展到浙江二三线的小城市，后来又去了扬州，慢慢从江浙两地分散到内地。

内地会是一个跨宗派的差会。戴德生认为，如果从不同的宗派招募同工一起合作，可以让中国人看到，虽然教会有一些不同的模式或者神学理念，但依然能很好地在一起合作，这本身就是“合一”的最好见证。

戴德生之所以确立“信心”的原则，是因为他观察到大部分差会已经在支持自己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如果内地会在他们中间募捐的话，势必会抢夺原有的资源，这是拆东墙补西墙做法。他认为，如果中国内地会是上帝要做的新的事工，那上帝一定会从新的渠道来供应他们。而这个信心的原则不只是在财务的供应上，也在福音事工的方方面面上；不只是个人的信心，也是整个团队的信心。

戴德生发现，若仅依靠西方神学院培养的部分学生进行海外宣教，福音永远不可能传遍天下。他认为，在中国内地传福音也不需要太高深的装备，因此他主张平信徒也可以参与宣教工作。如果一个平信徒爱主、爱人、有良好的灵命，他就是一个合格的福音使者，他可以在家乡向本国人传福音，到了中国学会中文就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虽然也有人因此质疑内地会的招募标准太低，但上帝是会点石成金的上帝，也是五饼二鱼的上帝，“只要我们有愿意摆上的心，即便我们的起点很低，祂也会慢慢调教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成就祂的大事。”后来内地会和其他有同样看见的传道人成立了专门培训宣教士的圣经学院。

“内地会可能是最早且正式公开招募单身西方姐妹到中国传福音的”，亦文表示，但这必须低调进行，因与当时英国教会的习俗不符，过于高调容易引起争议。

除此之外，内地会也很认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服装、饮食、住宿、语言等各方面。比如，宣教士穿着英国的服装从上海登陆，到了上海之后请裁缝为他量体裁衣，穿上中国服装后再进入内地；重视宣教士对中文的学习，即便是医疗传教士也要把中文学到可以传福音的程度；建造的教堂是改造既有的中式建筑，低调又不违和，走过路过不会觉得很奇怪；亦文老师表示，这可以被称作“道成肉身”的宣教原则，“肉身方面是可以变的，但是肉身变了之后，传讲的福音必须是不折不扣的福音，这是道的方面，所以是不可以变的。”

四、内地会发展后衍生出的特色

“本色化”是内地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特色之一，这个理念“鼓励中国教会在各方面要尽快独立”。戴德生认为，“外国宣教士如同脚手架”，且这个脚手架越早拆掉越好。

“医疗与教育是福音的两个婢女”，作为医生的戴德生这样描述医疗、教育与福音之间的关系。内地会的很多宣教站也都有小型诊所和小型学校，但到了1890年左右，戴德生发现在华宣教士中从事医疗与教育的专业人士的比例激增，与福音事工的关系有本末倒置的危机。针对“内地会为什么不成立大学”这个问题，亦文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不是钱财和人才的问题，可能更多是一个宣教策略的问题。办一所大学所需要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可能可以在100个村庄成立福音站和礼拜堂，支持无数名宣教士和传道人把福音尽快尽广地传开。”

最初戴德生是想成立一个单纯的英国差会，但到了1889年后，因为上帝的一系列的工作，内地会在北美、北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方成立了新的分部，还建立了伙伴差会，以一种合作伙伴的机制来协助那些英语非母语的人，或者教会传统不一样的教会信徒参与中国的宣教。

当各个国家的分部建立起来的时候，问题也随之而来“哪个分布的总负责人是总主任”？最初，内地会在英国有办事处，在中国有宣教禾场，戴德生很自然地成为总负责人。当分部建立后，最终确定总部既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禾场的总部就是整个差会的总部”，禾场既然在中国，所以总部就是在上海。

在民教冲突方面，内地会在漫长的过程里形成了三大原则“不上诉领事、不包揽词讼、不索求赔偿”。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却有很多复杂性。比如1868年扬州教案爆发时，戴德生第一时间找了地方官，但地方官却不闻不问，最后领事出面代为索取物业赔偿，戴德生甚至没有能力拒绝，但这个赔偿最终被完全投入到当地的福音事工中；再比如，内地会第一位殉道宣教士明鉴光被杀后，领事出面代为索取抚恤金。戴德生虽然是内地会的负责人，但他没权利推翻外交人员的决策，也没资格拒绝这笔钱，因为他不是明鉴光的家人，但他做了最后的努力，即通过英国办事处同工辗转请明鉴光的家人拒绝接受抚恤金。在这两个事件中，民教冲突都升级为了外交冲突。

五、山西故事

1875年，戴德生发现晚清十八省中，还有九个省份没有宣教士进入。他分别派遣两人结伴进入这九个省份，这些人被称为“十八士”，其中两个人进入了山西。

亦文介绍，华北发生丁戊奇荒后，宣教士进入山西赈灾、施医施药、建立孤儿院。在这过程中，戴德生续弦福珍妮也带着两名年轻单身女宣教士来到山西太阳开展孤寡事工，与不同差会的男性宣教士（比如英国浸信会的李提摩太）一起工作，后来成为牧师的席胜魔就是在这个期间信主。当山西教会慢慢起色时，不同的宣教理念开始发生冲突，有些同工选择离开内地会，成立其他差会（比如在庚子教难期间全军覆灭的寿阳差会），而李提摩太也转变路线，开始走上层路线，推行文化使命。

戴德生本人非常重视山西禾场，他先后将妹妹的几个孩子、剑桥七杰，甚至自己的儿子派到山西。而他本人也在1886年首次进入山西，并按立席胜魔为牧师，还差派宣教士来辅助他。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单身女宣教士进入山西，比如同胞姐妹、异姓姐妹、三人行组合（同胞姐妹和异姓姐妹的组合）。除了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山西也有瑞典圣洁会和瑞华会的宣教士与内地会一起并肩作战。

六、对本土宗教的态度

在内地会早期的信徒里面，很多人原本是其他宗教的信奉者者，比如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或者算命先生。这些人是寻求真理而不得的人。内地会面对这些慕道友的时候，“绝非无条件的接受，而是始终强调基督教信仰的特殊性。”亦文继续解释，“因为圣经的启示非常清楚，天上地下没有赐下耶稣基督之外的名让人可以得救。”

《立于磐石》这本书里提到一个因马可福音引发的传奇故事。一个庙宇的方丈无意中得到一本马可福音，由于看不懂上面的内容，就去找他的一位老乡乡村塾师，但两人依然读得半通不通。后来他们找到了传福音的洋教师，并且接受福音。回到家乡后，方丈和原先一起吃斋念佛的人一起分享福音之后，这些人一起组成了当地的教会。而庙宇方丈和乡村塾师也成为当了地最初的传道人。

内地会对慕道友的考核也很严格，不仅要考核其是否明白真道，还有行为上的观察，比如是否又接触鸦片了、是否定期聚会了、是否从事与信仰不符合的职业等等，满足了所有要求之后才可以受洗并加入教会。

七、庚子教难后的调整

何斯德成为内地会总主任后，内地会就更加强调本土化了。在短短五年间，在山西的中国传道人的人数就恢复到了教难前，并且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同工不需要依靠外资的供养，即由当地教会供养，或者是自养型的义务传道。

而不同的宣教理念也造成了不同的解救方案。由于内地会关注重建立教会，因此庚子教难后就继续在基层传福音，一般只建立小学，在教会比较成熟的地方也会建立中学，但这是一种破例的做法。而李提摩太则为山西争取到了大学，提升当地的现代化教育。亦文解释：“对内地会的宣教士而言，传播知识并非不重要，但灵魂得救更加重要。抗战后期，自由派宣教士全部关进日本集中营之后，反而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作流亡大学生的福音工作。”

今天的教会流行一个词叫“整全宣教”，即包括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亦文介绍说，历史上早期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宣教士把这两者结合得很好，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初，因为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分歧，打破了原先有机的结合，导致了非此即彼的现象。“内地会并非完全忽视文化使命，它是通过建立教会带出移风易俗的影响力，慢慢改变乡间社会的风土人情。”她说。

《立于磐石》这本书中，专门有一篇从女宣教士的角度看庚子教难后山西教会重建的过程。山西正好是内地会最著名的三人行女宣教士盖群英、冯贵珠和冯贵石服事多年的地方。亦文表示，用妇女在教会中的地位来解释教会建设与移风易俗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例子。三位女宣教士认为不只是中国弟兄要读圣经，中国姐妹也要读圣经。不止于此，中国姐妹不仅要读圣经，也要能解读圣经，因此要进一步给她们开培训班。

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让弟兄们在家带娃、做饭、喂猪，让家里的大姑娘和小媳妇空出时间来，集中学习几天圣经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女宣教士的坚持和推广，姐妹们就得到了造就。亦文说：“那带的教会能够立于磐石并孕育敬虔的后代，和姐妹们领受的圣经基础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