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现代周口社会

周口在建国之前名为周家口，位于豫东南地区，这里是沙河与颍河、贾鲁河的交界处，是河南著名的内陆码头，商业繁荣，船只络绎不绝。建国之后周家口由镇成为市，名字也变为周口，下辖川汇、项城、淮阳、西华、商水、扶沟、太康、鹿邑、沈丘、郸城一区一市八县。周口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从狭义来说是指周口市，广义来说指整个周口地区，也就是周口市以及川汇、项城、淮阳、西华、商水、扶沟、太康、鹿邑、沈丘、郸城。

1840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英国击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自此，闭关锁国与禁教的政策被打破，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经布道。其中表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基本于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站稳脚步之后，把目光投向了地处中原的河南。他们认为“河南是中国的心脏”，于是开始不断做出向河南地区传教的尝试。清光绪九年(1883年)，英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到周家口传教，在沙颍河南岸新渡口街购置民宅建立教堂，为基督教传入之始，也标志着整个河南基督教史的开始。

之后，又相继传入安息日会、信义会、浸礼会、浸信会等不同派别的教会，使区内成了外国教会“开荒”布道的重点区域。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及各地宗教教案的不断出现，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基督徒主张独立自主办教会，以摆脱外国教会控制。逐渐形成凡有外国差会组织和传教士活动的地方，均有中国自立会出现的现象。区内基督各派传教活动虽有区域，但无明显界限，有些地方相互交错，个别地方还出现重叠现象。这种力量的抗衡和竞争，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

这些基督教教派逐步传入周口之后，为了发展信徒、扩大影响，一直致力于开办小学、医院等福利事业。与此同时，基督教传教士在周口买房置地，用来修建教堂、学校、医院，他们有时甚至从事房地产及高利贷事业，对周口近代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基督教传入周口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周口近代化的过程，基督教传入周口之后对周口的医疗卫生、教育、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基督教传入周口地区的背景

基督教是一神教，教义认为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统治这个世界的唯一真神，其他人类信仰的神明都是与之对立的，甚至是撒旦。在基督教中，虔诚的教徒都以传播上帝的福音、使异教徒皈依、最终消灭这些假神“撒旦”为重要使命，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自唐以来就有之，从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中后期天主教的利玛窦来华直到雍正时期的禁教，基督教不断做出在中国传播的尝试，但均失败。虽然雍正禁教之后仍有少数传教士留在或者是来到（例如马礼逊）中国境内，试图继续自己的传教事业，但影响是极其微弱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这时西方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商人们为了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开始向外扩张。而传教士这时的传教动机就与西方商人扩大对华贸易的利益诉求在打开中国大门的方面达成一致。基督教传教活动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侵略的工具。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一个转折点。《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开放的通商口岸设立教堂，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束缚。基督教开始迅速在中国发展。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约中更是有将内地和沿海城市全部向传教士开放的内容。

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中规定：保障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自由传道和从事宗教活动，保障中国臣民有权进行基督教活动而不受到惩罚。当时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约内容，基督教传教士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这样，在不平等条约及坚船利炮的庇佑之下，来华传教的人数急剧上升，美、英、德、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络绎不绝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以沿海城市为根据地，逐步向内地发展、扩散。

当时河南是比较排外的，据《中华归主》记载说， “本省（河南省）农民居多，性极守旧，拘墟固陋，变化实难；且愤怒时形于色，尤有北方强悍之风。其对于道路及卫生诸事，莫不经意。昔年排斥西人之举动最烈”[2]。基督教即使在不平等条约与坚船利炮的庇护之下，传入河南地区依旧是困难重重的，“当时外国宣教师在本省极难获得立足之地，在大城市中更难。因此，宣教师不得不暂住于偏僻地区以应付各方面的攻击，耐心等待开展工作的机会。”[3]所以，基督教将周家口作为传教的第一站。

周家口虽然位置较为偏僻，但是交通便利“周家口为一重要商埠，水路可通长江。”[4]并且人口较多，“本省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城市有三个：开封二十八万，周家口二十万。”[5]。无独有偶，“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传入河南的教会共有4个，除内地会外，其它3个是：1894年传入彰德(安阳)的加拿大长老会，1899年传入新安的瑞华会，1898年传入信阳、确山两地的美国路德会(后为信义会一部分)。他们也都是先在偏僻地区立足。”[6]

二 近代周家口镇与基督教传播

基督教在河南传入的过程，实际上是向河南渗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各派的情况不一样，表现出的特点也不一样。当时的基督教有很多教派，其中信义会、内地会、浸礼会、循理会、圣公会五个派别在河南分布最广。最先来到周口传教的基督教派是内地会。

内地会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1865年创立的传教组织。戴德生对内地会的性质、目的、传教方法是这样标榜的：“（1）这个差会是跨宗派的，任何宗派都可以参加；（2）这个差会是国际性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出人出钱；（3）这个差会要求传教士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生活、起居、衣着尽量地中国化；（4）这个差会的主要目标不是招收教徒，而是面向中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7]  

戴德生提出的口号是：“前进与深入中国内地，由内地会开辟的每一个新的传教据点，任何一个宗派的传教士都可以去接替，以便使他们再深入开辟更多的新的据点。”[8]清光绪九年(1883年)内地会教徒英国人戴德生受上海差会的任命，由武汉来周家口传教。戴德生是一个虔诚的英国基督教徒，他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曾经说过：“……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Had I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Had I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claim everyone．．．”)[9]以明心志。

戴德生同儿子戴立信在周口既传教，又行医，虽时间不长，却是周口基督教最早的奠基人。“1880年，戴德生在南岸新渡口街路西置地6亩，北临东顺河街和新渡口码头。在当时，这是一块繁华地段、黄金宝地。由戴牧师的助手、英籍劳易安牧师负责筹建事务。1883年，新渡口教堂建成，有房24间，供教牧人员居住；有大礼拜堂，可容纳500人，该教堂时称’内地会’东点，是河南省最早的基督教教堂。后来，占地扩展到9亩，房屋达62间。内设传达室、洗礼室、大礼拜堂、教牧区、客房、厨房等，各种设施和圣礼用具一应俱全。劳易安牧师负责管理该堂。”[10] 

内地会在周口立足之后，开始向周边县发展，1887年发展到太康，1890年，发展到西华县，1894年发展到扶沟县，1895年发展到淮阳县，1900年发展到沈丘县，1911年发展到项城县，1912年发展到商水县。[11] 1894年，年仅20岁的英籍传教士博春臣被上海内地差会派遣来周口传教，协助劳易安牧师工作。博牧师看到当时的新渡口教堂已不能满足教会发展的需要，便筹划再建新堂。1898年，在另一繁华地段置地7亩，老街教堂这块地段正是交通枢纽。1902年，老街教堂建成，房屋64间，其中有楼房数座，该堂时称内地会西点。

1902年，新渡口教堂交给中国籍的教牧人员负责管理；外籍传教士都调到新落成的老街教堂。1910年，博春臣牧师在北岸作坊街西头路北置地10亩。以后又增至16亩。1914年建成作坊街教堂。建房120间，可容纳700人以上，其中有座礼拜堂是园形砖木结构的楼房，十分漂亮别致，此堂时称内地会北点，英籍女传教士施某主理该堂事务。

1913年，中国籍何寄山牧师由开封派来周口，主持新渡口教堂事务，何牧师后来在南岸山货街南头路东，创办了闻名遐迩的博爱医院(世人亦称何家医院)。由于何牧师的西医医术高明，对穷苦百姓看病收费低廉，因而声望远播，在豫东皖西传为佳话。何牧师的子女亲友也大多成了周口著名的西医大夫、医院领导人或业务骨干，造福周口一方。

1925年，英籍夏教士等一批女教士也来到周口，被博牧师分配到作坊街教堂工作。1930年，博牧师等十几位外籍传教士筹备办学。1932年春，在作坊街教堂旁，创办了全区第一所神学校——豫东女子学校。开办时只有1个班，收学生约20余人。1938年更名为豫东道学院。共办4届，培养约150名传道员。民国26年(193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河南省内地会联合会豫东分会，地址设在周家口内地会教堂，何寄山任分会会长。

民国33年(1944年)，日军侵占周家口，基督教堂被侵占，教会活动停止，信徒分散礼拜。日军投降后，美籍人赫利时来周家口主持教会。1949年建国前夕，有信徒1000余人，40多个教会分支点。内地会在周家口创办的慈善事业有：求实小学、求实书房、修德女子学校等。

除内地会之外，近代来周口传教的基督教教派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宣统二年(1910年)设在漯河的美国医院派庞文德来周家口传教，与内地会教友苏敬轩、陶永远等，在新渡口山货场大院开堂礼拜，创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周家口分会，有信徒30余人，两年后迁到和顺门(现关帝庙东)，最后定居在作坊街重冢胡同宿动。先后负责人有庞文德等。传教者的生活费用一部分由信徒乐捐，一部分由漯河美国医院供给，该会先后在周口开办过安息日会学校，妇女识字班，眼科诊所等。

另外还有耶稣教自立会周家口分会。1906年，上海的俞国桢牧师，为了不受外国“差会”控制，成立了自立长老会，这是中国基督教“自立会”的开端。此后，1912年民国建立和1915年新文化运动，使一些受过西方启蒙熏陶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力图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和本色化，甩掉“洋教”的帽子。于是，自立会得到发展，至1922年全国自立会已成立100多个，周口的自立会是其中之一。

1922年，周口陈清元带头，黄庆恩等数十位基督教同工参加，又从内地会分离出一部分信徒，从鲁山聘请来陈品洁，一起成立了周口基督教自立会。在前张营街置地2亩。于1925年，建起前张营教堂。1946年，由于信徒增加，在韩文启、陈清元、黄献文等牧长领导下，把原教堂拆掉，重建一所能容纳500人的教堂。

该会开办过培德女子小学、弘道学院，组织过福音话剧团，曾在民国20年(1931年)设救灾防疫诊所。到1949年有分支点3处，信徒约200多人。

除以上四个教派之外还有真真删除一个真耶稣教会，这个教派是传入时间较晚，是于“民国21年(1932年)，基督教徒刘如海、王建成等在局口沙河北岸阴沟沿(市委楼东)，建立中国耶稣教真真耶稣教会周口分会，后易名真耶稣教会。有教堂1座，信徒100多人”[12]。

三 基督教在周口下辖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基督教传入周家口之后，逐渐传入周口下辖各市县，派别众多，其中内地会、浸礼会、信义会、自立会、圣公会、真耶稣会等派在这些地区影响较大。

（一）内地会

内地会于1883年由戴德生传入周口，在周口立足之后，开始向周边县发展，1887年发展到太康，1890年，发展到西华县，1894年发展到扶沟县，1895年发展到淮阳县，1900年发展到沈丘县，1911年发展到项城县，1912年发展到商水县。

内地会在周口立足之后，最先向太康地区传播。1882年(光绪八年)，戴德生带领他的传教人员从周口来到太康县城传教。由于基督教是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传人中国，这就使中国人民对基督教产生了不好的观感，加之传教人员态度傲慢，群众对他们比较冷落。老教徒王洽众生前曾回忆说：“随从戴德生来太康的一位女传教士，在街头布道时，对中国的群众信仰乱加指责，引起大家很大不满。”[13]1885年左右，内地会买了县城南大街路西柳家帅府的一处后宅，在此处设立第一个礼拜堂，名为福音堂。福音堂建立后，为招揽群众信教和坐守礼拜，规定凡是星期天去坐礼拜的，每人发一百制钱作为饭钱。

在太康县主持内地会教务的人员，开始是戴德生，戴走后是英国传教士柏永森，柏永森走后是英国法明律。法明律主持内地会教务期间，又买了柳家宅基地二处、与原教会合并后，建礼拜堂5间，可容纳400人左右，并请清廷大臣李鸿章为礼拜堂匾额题衬“施义院”三个大字。抗日战争时期，主持太康内地会教务的传教士是瑞士人，当时信徒称他为吴牧师。其间在太康内地会作教务工作的，还有外国来的女传教士金素花、文朴花和法明律的妻子。担任内地会牧师的第一个太康人是李继曾。第二个太康人牧师叫李升堂，担任内地会长老的先后有五个，都是太康县人。

内地会在太康建立最早的乡村礼拜堂有三个，一是常营镇的大昌守拜堂，创办人是王元友；二是龙曲镇的小郭庄礼拜堂(解放前停止活动)，创办人是许贤远；三是老冢镇的李凤寨礼拜堂(解放前停止活动)，创办人是庞永年。

内地会在解放前的组织主要是区会、分会。太康区会归开封区联合会领导，下辖8个分会， 1944年前后，太康区会又将8个分会改为5牧区。1947年又新设置一个西北牧区。全县分6个牧区，分管26个堂点。“内地会在解放前的60多年里发展教徒1000余人。每年春秋两季，在县城内举行两次大型聚会，进行讲道、摆圣餐、施洗，每次约3天时间。到了这个时间，富有的信徒坐着太平车前往，贫穷信徒步行参加。这种大型聚会，称之为‘奋兴会’。”[14]

1934年，太康内地会中出现分歧。山东“长子会教派”张约翰两次到太康朱口传道，提出“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作新造的人”。内地会朱口教堂负责人赵兴国、贺良聚、石永庆便提出“废除洗礼、弃绝圣餐”，与太康内地会分庭抗礼，另立一派名为“基督教会”派，参加信徒约200人。当时，内地会组织派王喊羊长老去朱口做劝导转化工作。赵兴国、贺良聚、石永庆不服。争论之后，虽未收到很大效果，但却起到一定的瓦解作用。时隔不久，基督教会派内部意见分歧，同时也与张约翰失去联系。该派1949年后逐渐归内地会教派。

清光绪20年(1894年)英国牧师宋福安从周家口到扶沟传教，在城北石桥租草房10间，后迁至城内郝街。光绪22年(1896年)由差会资助，在城内西大街路南(今城关镇红卫小学址)购地10余亩，建立福音堂。光绪25年(1899年)英国牧师柏永森来扶传教，先后建立塔湾、王庄、吕潭、郑湾4个支会。至民国元年(1912年)，有教徒近百人。2年(1913年)在福音堂附设“福音小学”一处，名“保守学校”，后改“奉三小学”，有学生50余人。20年(1931年)中国人高东明任牧师，协助外国人办理教会。

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籍牧师戴存义（戴德生之子），来商水设堂传教。清光绪十年(1884年)，英国人在商水辖区周口南寨设立内地会。当时在周口主持教务的有英国传教士戴存信、郭豁达、薄青臣、宋福安，美国人赫利时以及华人牧师何寄山(河南杞县人)。

公元1912年，基督教内地会周口教区牧师何寄山到商水县传教，在谭庄乡谭庄街张平安家设立教堂。“草房5间，教徒百余人”。[15]到1922年，用教徒募集之款又买地六分，“盖三间礼拜堂，还有东西两间草楼，共计房十三间，教徒200余人，当时的负责人是谭庄街上的董列子和化玉印，长老李彦修(大连湖人)”[16]。1922午，何寄山牧师又到该县张庄乡传教，在刘村设立教堂，指定刘霄云、郭金奎为负责人。经此二人向教徒募集资金，在刘村寨内建房十四间(其中礼拜堂四间)，教徒百余人。

1923年，刘村的刘霄云又将内地会传到巴村乡，在巴村街杨俊夫家设立教堂，负责人是朱学勤，教堂后又迁至张叉子家，最后迁到化海清家，教徒百余人。1926年，何寄山牧师将内地会传到商水城内，最早信徒有赵国印(城关乡赵庄人)、周德印(汤庄乡周庄人)。教堂开始设在城内南街龙棚下路东，因房少，后迁至城内东街路南李家宅内(有房十间，礼拜厅一处)。后又迁到城内北街路东赵家志家，教徒近百人。1926年，何寄山牧师又将内地会传到练集乡姚庄村。由教徒筹款建造教堂三间，负责人张法洲(牧师，姚庄人)、苑本固(长老，姚庄人)，教徒40余人。

内地会在周口下辖地区传播的范围最广，影响也较大。

（二）信义会

当时传入周口下辖地区的基督教教派还有信义会，信义会在周家口立足之后，逐步传入鹿邑等地。

鹿邑位于豫皖交界处，民风淳朴。人民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较为排外。“同治四年（1865年）鹿邑群众驱逐入境传教的洋教士穆裕农，经县衙派县役将穆送回南阳，路经赊旗时，当地人民亦群起逐之。”因此基督教传入较迟。传入鹿邑的信义会隶属中华基督信义会豫东总会。由美籍牧师戴蔓生和中国牧师程志远于民国9 年(1920)传入鹿邑，在城内芙蓉街设教堂，下设圣水庙、胡下寨、毛王庄、套犁王、王圪针园五个分教堂。民国21年，有教徒172人，后发展到300人。

（三）自立会

1906年，上海的俞国桢牧师，为了不受外国“差会”控制，成立了自立长老会，这是中国基督教“自立会”的开端。此后，1912年民国建立和1915年新文化运动，使一些受过西方启蒙熏陶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力图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和本色化，甩掉“洋教”的帽子。于是，自立会得到发展，至1922年全国自立会已成立100多个，周口的自立会是其中之一。自立会传入周口后，逐渐向周口下辖各县辐射。

自立会于十九世纪末传入沈丘，先由美籍比牧师在沈丘县城(今老城)传教，并于1906年建立教堂，相继有美籍童牧师、谢牧师来县传教，1929年开始向乡镇发展，先后建立了纸店、莲池、槐店等23个堂口，共有教徒一千八百余人。该教直属漯河教区，有自立会、内地会、真耶稣教、福音堂等派别，以自立会为最活跃，内地会次之。自立会在槐店、莲池、纸店一带活动。

自立会在太康地区也属于举足轻重的基督教派。约在1927年，自立会由开封传人太康，太康内地会教徒刘汉民等人，脱离内地会加人自立会。自立会在太康发展信徒近200人。后来逐步归于真耶稣会。  

（四）浸礼会

浸礼会于17世纪产生于英国。浸礼会于1877年传入中国。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当时时值义和团发展壮大之时，传教士为避难进入鹿邑，浸礼会由是传入鹿邑。当时负责传教的是亳州区会美籍牧师太理和中国牧师鹿明惠。在城内北大街路东设“福音堂”，鹿明惠主持教务，又设孙渡口、王皮溜、贾滩、袁庄四所分教堂，发展教徒295人。

浸礼会在1932年通过美国牧士白太理和鹿邑县基督教福音堂传道员张厚恩传入郸城境内。初在石槽集建立分会，汲水乡芦岭村设立支堂，虎头岗集建立布道所，同时，分别在宁平鸽子笼村、李楼乡侯楼村、郸城王楼村建立3处家庭集会点。40年代，又在石槽前赵庄、宜路集、于沟涯、西李庄、刘小庙和吴台乡的牛岭、瓜赵庄、周楼、王庄等地发展9处家庭集会点。

1941年，通许县浸礼会牧师张明德和张传志等人到太康县转楼乡汪小集布道，该村的汪效堂等人首先加入了浸礼会，并在汪效周家设立一个礼拜点，浸礼会由是传入太康。先后由张明德、屈玉山、梁松岭负责，发展教徒数十人。

（五）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于1931年传入太康。原自立会教徒魏恩波(道名魏保罗)于1917年在北京创建了真耶稣教会。1931年由西华县红花集的马老赞将此会传入太康常营镇王庄，王庄姚举贤父子首先加入了该教会，并在王庄设立了堂点，由姚举贤之子姚学颜负责。当时老冢镇刘屯村的扈百荣在王庄教私塾，也加入了真耶稣教会。扈辍教回家后，积极发展教徒数人，如刘云海、刘含英等人，并于1935年在刘屯设立了教堂。

因1936年正月，该教在刘屯大坑给信徒施洗造下不良影响，发展迟缓，信徒仅四五十人。抗日战争时期虽王楼、老冢北街设了祈祷所，但信徒仍不多。第二次是1934年9月由开封真耶稣教会长老葛培芳(道名葛尼流，上蔡县人)传入太康县城。“葛培芳来太康以看望县政府任承审的侄子为名，与当时自立会会长刘汉民联系，并向他建议说：‘自立会与真耶稣教会主张、宗旨一样，应走合而为一的道路’。”[17]

当时刘汉民需要借助承审的势力打官司，因此同意葛的提议。随后由葛培芳出面召开真耶稣教派负责人会议，张提多、刘汉民等人都参加了。同年10月成立了太康县真耶稣教派分会，刘汉民任会长，主持教务工作。县城内真耶稣教徒很少，刘汉民便回到老冢张刘庄，在张集开福音诊所、邮寄代办所，以此联络群众，发展信徒50余人，并募捐集资盖教堂3间。之后先后在田店、马厂欧庄、大良店设堂口。刘汉民经常到这三个堂口传道，信徒发展100余人。到解放前夕，真耶稣教会堂口发展6处，祈祷所几个，信徒700余人，是仅次于内地会的第二个教派。

民国32年(1943)，真耶稣教会由太康县张集刘汉民传入鹿邑。在大辛集、许瓦房、赵桥、张仙阁设四个小教堂，有教徒79人。除此之外，真耶稣教会在淮阳、沈丘、扶沟等县也都有传播。

（六）其他教派

除上述的在周口地区传播的教派之外还有一些相对来说影响较小的教派。如：耶稣家庭派。该派在淮阳、扶沟、太康三县传播。耶稣家庭派于1946年传入太康。“当时太康县老冢镇的王金玉卖掉土地和住宅，刘富三卖了牛具车辆、粮食和棉花，带着现金加入了吕潭耶稣家庭。后来，刘富三夫妇受不了吃豆腐渣、大豆芽皮、喝野菜汤的熬炼，又回到老家。刘富三说：‘耶稣家庭不过年、不过节、不吃净面摸，改善伙食还得等上级家长来了……。’解放后该教派解体，王金玉两手空空从吕潭回到老家，但仍要坚持该教派信念，并继续进行活动，发展教徒9人。他死后该教派在太康县境完全停止活动。”[18]另外安息会、长理会、卫理会等基督教教派也在周口下辖地区传播，但是范围、影响均较小。

四 基督教在周口的主要传教方法

基督教传入周口之后，为了迅速扩大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入教。采取一系列传教方法以达到目的。

（一）礼拜堂讲道

这种方式是传到周口的基督教传统、正规的布道方法，基督教各派在举行公众崇拜仪式时由牧师或神父对《圣经》的讲解。每逢礼拜日，由牧师在礼拜堂讲道。讲的内容多是《圣经》中的道理，并且引证新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基督教在整个崇拜仪式上讲道的时间比天主教、东正教都要长，基督教认为讲《圣经》比作圣事重要。

在礼拜仪式中还要唱诗和祈祷让礼拜参加者向教会捐助他们把初到礼拜堂听道的人称之为“望道者”，这些“望道者”如果能够多次参加礼拜听道，并学会背“圣经”，唱诗和祈祷，就被称为“合格的记名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听道，就可以合格领洗而入教。

“洗礼是隆重的入教仪式，由牧师主持，全体教徒参加，非教徒也准予列席观礼。受洗人立于最前排，牧师先以清水洒头上，以表示上帝洗净了他心中的肮脏，继而让他和一盅葡萄酒，表示他喝了耶稣的血，再让他吃一块饼，表示吃了耶稣的肉，这样受洗之后，就表示已和耶稣融为一体，圣灵将永远驻在他心中，从此就算入了教，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认为洗礼是耶稣立定的圣事，可赦免入教者的‘原罪’跟‘本罪’，并且赋予‘恩宠’和‘印号’，使其成为教徒，此后有权领受其他‘圣事’。洗礼分‘注水洗礼’和‘浸礼’两种。”[19]

（二）组织特别大会讲道

每逢年节或特殊情况，教会在县城基督教堂或广场召开大会讲道。在扶沟县，1936年，有一男一女两个美国牧师来扶沟传教，把基督教扩展到了扶沟县境。“到1941年上半年，美国牧师走后，英国牧师梅证光来扶沟县接替传教。这时，基督教的规模比以前有大的发展，除礼拜日在城里教堂内有500多人参加礼拜之外，还定期举行城乡大聚会，每次有1000多人参加。美国牧师赫力时不时从省府开封来到扶沟讲经传教。”[20]

在太康县内，内地会也经常举行这样的活动。 “内地会是太康县基督教的一个最大教派，解放前的60多年里发展教徒1000余人。每年春秋两季，在县城内举行两次大型聚会，进行讲道、摆圣餐、施洗，每次约3天时间。到了这个时间，富有的信徒坐着太平车前往，贫穷信徒步行参加。这种大型聚会，称之为‘奋兴会’。”[21]这种方式的用意是炫耀实力，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入教。

（三）培养中国的传教人员

在人口稠密的周口传教，仅靠少数的外籍传教人员是不够的。当时“周家口人数达十万以上，却只有宣教师六人。”[22]当时“本省五分之四的宣教会认为缺少中外职员是本省基督教势力薄弱之主要原因。有两个宣教会认为增加训练有素的中国职员为当务之急。”[23]

更何况外籍传教人员语言不通，即使经过1-2年的强化培训，在语言交流中还是存在着一定障碍的。除此之外，周口大部分民众都存有排外情绪，对洋人抱有戒心，不相信他们，所以培养大量的中国传教人员就成了传教能否取得好的效果的关键。所以，在周口的基督教各教派也重视培养中国传教人员，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太康县，内地会开始任用中国牧师担任教中重要位置。“担任内地会牧师的第一个太康人是李继曾。李继曾原是清末童生，马厂高店人，生于1873年，卒于1935年，由教会推荐到南京神学院学习三年，被立为太康县基督堂牧师。第二个太康人牧师叫李升堂，城郊李大滚桥人，有文化、善书法，当时城内不少商店的字号招牌都是他写的。担任内地会长老的先后有五个，都是太康县人”。[24]

除此之外，外国传教士还在周口地区设立学校培养传道人员。“1930年，英籍传教士博春臣等十几位外籍传教士在周口筹备办学。1932年春，在作坊街教堂旁，创办了全区第一所神学校——豫东女子学校。开办时只有1个班，收学生约20余人。1938年更名为豫东道学院。共办4届，培养约150名传道员。”[25] 当时在鹿邑、项城、商水、郸城等县，中国籍牧师均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

（四）医疗传道

第四种最常用的传教方法就是以医辅教，即边行医边传教，传教是目的，行医是手段，行医视为传教开路的。利用医疗来为传教服务，是基督教常用的手法。“早在美国派遣第一个医疗传教士伯驾来中国开展活动之前，基督教差会就确认要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用行医来传教，用治疗“肉体”上的创伤，来达到医治“心灵”上创伤的目的，也就说利用医药作为在中国扩大教会影响的手段。”[26]

为了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传教效果，基督教传教士大都利用医疗事业推行传教活动。基本方法是“在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之后继续向病人说教。”[27]最后让病人信服，直至入教。“办医院为传教士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与成千上万的上门求医的中国人自由交流。最初在五口通商的城市及沿海城市，后来逐渐向内地的其他城市扩展。”[28]

内地会在周口的传教某种意义上就是靠行医打开局面的。最初戴德生将基督教传入周口之时，就在周口既传教，又行医，奠定了基督教在周口传播的基础。1885年，戴德生之子戴存信、基督教牧师金纯仁(英藉医生)又相继来周口行医传道，办医院，收徒弟，传授医术。1902年，何寄山进入开封福音医院学习，是首批学员之一，他是内地会牧师。“何结业后于1912年(民国元年)在周口创办博爱医院，这是周口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医院。由于何牧师的西医医术高明，对穷苦百姓看病收费低廉，因而声望远播，在豫东皖西传为佳话。”[29]

这无疑对传播基督教产生了很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基督教在周口各地创办生命活水医院、爱华医院、博济医院等医院，传入周口的基督教各派，基本上把行医当做重要的传教手段，用行医为传教开路，用行医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用行医来巩固传教的成果。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使西医传入周口，提高了周口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

五 基督教在周口地区的社会事业

（一）教育事业

基督教传入周口地区之后，在此建立了一些教育事业。建立教育事业的目的正如外国的传教先驱狄考文所说的那样：“诺大的中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也。况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不若收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复结之以恩义，以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不止倍徙。”[30]基督教近代在周口地区创办的教育事业以小学为主，比较著名的有作坊小学、范庄小学、奉三小学。

其中“作坊小学位于贾鲁河东侧的作坊街北侧。作坊小学的前身是基督教会办的修德女校，始建于1921年。五十年代是全省的重点小学，《河南日报》曾发表学作坊、赶作坊’的重要文章。”[31]“范庄小学，现处范庄和林庄交界处，1927年，由基督教牧师孙万春，在林庄基督教堂内创办。设三个教学班，四十名学生，聘管凤堂任教，费用由教堂负担，称‘洋学’。1939年，教师三人，学生一百人，教室六间，校长王俊青。1946年2月，学校迁至范庄北头，设两个教学班，学生七十人，教师三人，正式命名为范庄学校。1947年停办。”[32]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扶沟等地也设有小学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扶沟县始创第一所高等小学堂。翌年，城内四街创办四所初等小学堂。在乡村，吕潭创办国民小学堂一处。宣统二年（1910年），县城创办了乙种蚕桑学堂（属高等职业小学性质），两所教会学堂。民国初年改学堂为学校。”[33]扶沟福音堂曾办小学一处，名“保守学校”，后叫“奉三小学”，学生几十人。这所学校的经费来源有：“‘西差会’不定期拨给，教徒‘茶水捐’，以及南园10亩土地收入。经费支出项目有：办公费用及办学等杂项开支。”[34]

另外，商水境内基督教也设有小学。“教堂内附设小学3班，教员有周钱堂等人。”[35]这些学校在周口近代学校教育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不少小学是周口地区出现的最早的新式学堂，加速了周口地区教育的近代化进程。这些学校，为贫苦教徒子弟提供了上学的机会，同时，也使信教的人较早的接受了较为先进的知识、信息，培养了一批受过教育的智力型人才和从事基层教育的人才，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是非常珍贵的。

这些学校很多都带有慈善的性质，对穷苦的教徒子弟免其学费，对信教家庭的子女入学学费给予一定得减免。当时这些学校的行政，财政和人事大权均掌握在外籍传教士或外国差会手中，即使是在收回教育权之后，有些学校的实权仍旧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中国人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基督教办学的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在周口地区的基督教各派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这些学校都十分重视宗教教育，教会学校的宗教氛围浓厚。

基督教在周口建立了许多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以小学为主。教会学校虽然是以传教为根本目的的，但是也推动了近代周口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医疗事业

教会医疗事业，是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事情之一，尽管最初它是传教的一种手段，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后来在它的发展中超出了原来的涵义。早在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哥利支在向英美发出的呼吁书中说：“为了改善中国人世俗的和社会的状况，……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36]也就是说，对于传教士而言，传教是目的，行医只是博取中国人信任的手段，传教是本，行医是末，不要本末倒置。

在基督教在周口传播的过程中，各教派都程度不同的办了一些医疗事业。来周口传教的传教士，有的本身就是医生，有的曾经接受过医学教育，他们把开设医院作为传教的辅助工具，通过在病人中传道，以及治愈病人获取其对基督教的信任和好感等方法，宣传教义，发展信徒。这些教会医院中最为著名的有博爱医院、博济医院、爱华医院等。

1883年，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进入周口传教，最初他边传教边行医，逐渐奠定了基督教传播的基础。1885年，戴德生之子戴存信、基督教牧师金纯仁(英藉医生)又相继来周口行医传道，办医院，收徒弟，传授医术。1902年，何寄山进入开封福音医院学习，是首批学员之一。何寄山是内地会牧师，他结业后于1912年(民国元年)在周口创办博爱医院，这是周口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医院。“何精于内科，对外科如白内障摘除，肿瘤摘除、膀胱结石攘除，开放性骨折复位、唇裂修补、下腹部手术亦很娴熟。其博爱好施，在传染病流行时，积极抢救和施舍药物，对吸毒无钱医治者让其免费住院。”[37]

何寄山授徒林叶如、张埠民、徐福生、王万成等20余人，结业后多在豫东一带从医，为西医在豫东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何之徒林叶如(商水县人)，于1913年在周家口磨盘街开办博济医院，系周口基督教内地会牧师，“林专长西医，尤擅外科，20世纪30年代就能做腹外，截肢，摘瘤子，白内障晶状体摘除，泪囊摘除、中耳炎乳突根治、扁桃体摘除、鼻息肉摘除等手术。林出诊，不论天气，条件如何，均能随请随到。建国前，曾免费为部分群众进行霍乱，伤寒预防注射和牛豆苗接种。开设博济医院时，与其他大夫一起逐批培养西医学徒20多名，为西医在周口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38] 

1904年，田福朗在基督教医院学习之后，回到水寨开设启明医院，1918年，王右文在扶沟县城内开办爱华医院，王右文，其父王锦祯系基督教徒。王右文幼年曾在扶沟县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学校读书，品学兼优。1914年由英国牧师保送到开封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五医院所在地)攻读西医。1918年毕业后回扶沟开办爱华医院(兼营书社)地址原在城内大十字街南边，后迁西大街路南(城皇庙对门)。

爱华医院名为医院，实际只有王右文一人看病，并收徒弟一人。“王擅长西医内科，兼治外科、五官、赠、儿等科。对结核，哮喘、吞金服毒、胃肠道疾病、妇科难产等疑难症状均能妥善处理。医德高尚，不论贫富亲疏，昼夜随时应诊，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群众为其送一匾额日：‘第十一人’(注：意是古代有十大名医，数了十大名医就数王右文了)。王氏之弟子施方(另名建中)，塔湾村人，与中共地下党员施德生同村，关系密切，施经常通过爱华医院传递秘密文件。

1929年，吉鸿昌任西北军十一师师长兼宁夏省主席时，经吉鸿昌之父吉筠亭推荐王右文任十一师军医处处长兼宁夏省中山医院院长。这时扶沟爱华医院由其弟子施方接办后迁至吕潭镇更名为惠民医院。”[39]虽然说基督教人员在周口地区设立了医院，但“这些名为医院的医院，其人员一般为1至5人，多者10余人。设备简陋，技术水平差，西药靠从国外进口。大多数医院只能对一般的常见病和外伤做些对症处理，只有个别医生能做一般外科手术。”[40]

即便如此，这些医院在近代的周口社会仍旧起到先驱作用，促进了周口社会医疗的发展。

结语 基督教与周口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

基督教在周口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其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习俗之中有诸多矛盾之处，再加上当时周口的排外之风与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获取种种特权等因素，与民众有一定的矛盾。也发生了一些反“洋教”斗争，但是尚未到十分尖锐、激烈的程度。

周口的反洋教斗争之所以规模不大，与河南当时统治者的控制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把群众的反洋教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为了加大力度处理与教案有关的事宜，专门成立交涉局处理涉外问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巡抚于荫霖行文总理衙门，称本省教案繁多，故依照外省成例，在按察使署特设交涉局。由按察使钟培督办，处置各属有关教案之涉外事宜。”[41]

义和团运动之前，在商城有黄皮山等聚众相应义和团。周口下辖的淮阳、商水等地也发生类似性质的反洋教斗争。“为了控制局面，河北道岑春荣督同武陟知县和士绅李时灿、王安澜等在武陟东关设筹防总局，招乡勇六营，分赴彰、卫、怀三府各要地，并发贴告示，驱逐奉教教民。对岑春荣的这种行为，在法国公使毕胜的照会之下，将岑春荣撤职。”[42] 

此举无疑对河南境内对基督教、天主教有敌意的官员有震慑的效果。与此同时，对保护传教士不力的官员撤职查办，并停止有关州县的科举考试，以示惩戒。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九日），清廷因上年义和团运动时有关官员对外人和洋教保护不力，谕令将河南署南阳镇总兵尹嘉宾、河北道岑春荣革职，郑州知府汤似慈革职并且永不叙用，河南县丞李若仙，斥革并严拿，其余官员待河南巡抚查出后再行惩办。四月二十五日，有谕令停止河南南阳府、河内（今沁阳）县、郑州、陈州（今淮阳）、光州（今潢川）文武考试五年，‘以为拳匪及闹教滋事者戒’。”[43]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周口的反洋教斗争虽然发生过，但是规模都不大，“五月……鹿邑等地也发生类似的‘仇教’事件”。[44] 除此之外，在西平、遂平、淮宁（今淮阳）一带，吴金山、苗金声等借“仁义会”组织群众，“于阴历三月三日（三月二十七日），在八里庄竖旗起事，苗金声自称天王，以‘扫清灭洋’为旗帜，并设‘大都督’多名。计划攻取周家口（今周口市），再入淮宁”。[45]后被镇压。

这些“仇教”事件的规模不大，发生之后被迅速镇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周口位于豫东地区，土地几乎全部都是平原，起义不占地形优势，易被迅速围剿，更主要的是当时清政府对反洋教运动采取的措施极为严厉，对镇压反洋教运动不力的官员处罚力度很大，并且对发生反洋教运动的地区也采取“五年之内禁止该地区民众参加科举考试”之类的严厉惩处，因此，在高压之下，周口地区的官员对反洋教运动尽力镇压，人民也畏惧于反洋教运动发生之后所遭受到的严厉处置，尽量避免参与该活动，因此周口地区的反洋教运动数量少，规模小，未出现严重的教案，在全国范围内不占重要位置。

基督教自1883年传入周家口以来，以周家口为中心向外传播，逐渐传入商水、西华、淮阳、鹿邑等周口下辖地区。基督教为扩大其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基督教，开学校，办医院，虽然传教士都是以传教为根本目的来设立这些学校、医院的，但是依旧推动了近代周口社会教育、医疗的发展。

由于基督教的教义以及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获取传教等等特权，再加上周口人民的保守心态和排外之风，基督教传入周口之后，与当地人民发生了一些冲突。当时清政府对“仇教”运动严加镇压，河南官员采取多种措施来预防、处理“仇教”事件的发生，因此周口近代社会的反“洋教”运动规模较小，次数较少，未发生大案、要案。基督教于近代传入周口，对周口的教育、医疗卫生多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周口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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