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汤若望、卫匡国等等耶稣会士入华后,采取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策略,促进了中国福音的传播以及两大文明的互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无疑是一段美好的佳话,其见证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只是与任何时期的教会一样,他们的荣美见证只是当时中国教会的一部分。由于他们的名气大、影响深才得到了教内外学者的关注,从而让很多当时普通弟兄姐妹的信仰状况,被掩盖在历史当中。
不过幸运的是,当年的耶稣会士留下了许多年信,尤其是去年刘耿所著的《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一书出版,为我们了解当时普通信徒的情况以及教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史料。依纳爵·罗耀拉建立耶稣会后,就通过《神操》促进会士的属灵生命,并以严格的会规,规范了他们的行为。而年信则是耶稣会管理的第三大法宝,通过它实现了普世各地教会的联络。
耶稣会士都通过年信,向总部报告他们在中国的教务,记录了所在的宣教地福传状况、信徒光景、重大事件、风土人情等等信息。由于年信是宣教事工作的参考与反思,因而基本是奋笔直书,真实记录了耶稣会士的所见所闻以及对中国现状的思考,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
年信不仅记录了徐光启、李之藻等等教会的精英人物,更是长篇累牍地将当时广大弟兄姐妹的光景写了下来,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基督徒的情况。从中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明清还是现代,中国基督徒的情况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教会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弟兄姐妹也是有见证,也有软弱。
耶稣会士的年信中,就很清楚地记载了当时很多弟兄姐妹信主后,生命发生了极大改变。尤其是传统国人普遍惧怕死亡,忌讳谈论相关话题。可他们信主后,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获得了看清生死的美好见证。年信中记载了不少弟兄姐妹在患难、疾病中都能坚定地信靠主,从而战胜了一个个难关的美好见证。
当然有的信徒也存在软弱,比如有些肢体因为家族的压力而不敢再来教堂聚会;有的信徒出于狂热的信仰而与其他非信徒发生严重冲突,导致教会失去见证;也有的信徒加入教会只是为了获得世俗的好处,一旦未达到预期自然也就不来了。
此外,年信中也记载了一些奇葩事。比如有位弟兄在选择信仰时采取了抓阄的方式,一张纸写着佛,另一张写着天主。结果他连抓三次都是天主,就此受洗入教了。此事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滑稽,但也展现了福音入华时,与传统信仰竞争、博弈的关系。
总之《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是一本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中国基督徒景况的好书,其中不少经验教训值得今日教会借鉴,值得教会历史研究者、广大牧者同工以及对教会历史或现状感兴趣的弟兄姐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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