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那些事....忆曾经教会大理想爆棚的二十年

突然接到多年不联系的朋友电话，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回忆起曾经一起的岁月。

十五年前，我们在温岭的一个培训班认识。那时候我给他们上西方哲学史课程。全班一共有二十几个学生，他们是来自各地教会的年轻人。因为基础较差，我讲课的进度很慢，原本打算一周讲到黑格尔结束，但是五天却还没有出古希腊。

这些学生学习认真，上课听讲从不开小差，我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学生的那一双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煞是感动，心中有种上帝将使用它们，使福音传遍地极的畅想。我的课程并没有指定的教材，也没有提前打印大纲。一个学生，在课程上，听讲的时候，除了偶尔抬头看PPT，就是刷刷地记笔记。等到我的课程时间结束，我看到他密密麻麻地记了将近二十页的A4纸笔记。这些笔记内容详尽，字迹工整，的确让人感动。

这些学生大多是一些教会的潜在骨干，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也明确自己的呼召，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来到这个小镇上学习，装备自己。他们的内心目标明确，因此不缺乏学习的动力。相对于他们的专业，哲学史是他们的副课，但是他们对神学课程之外的人文课程仍然兴趣盎然。

那时候大家关心的内容，是福音的传播。福音对城市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吸引。那时候正值城市化方兴未艾的时代，因此福音怎样吸引和建立各种不同职业群体的教会，成为大家的兴趣。大家一直相信中国是福音自诞生之日起，传遍地极的重要节点。

那时候福音和教会的城市化，与入世之后的城市化是同步的。各大城市都有出名的白领群体教会。大家把福音当做一把打开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钥匙，希望因为福音而翻开新的篇章。

十年前，我和朋友在苏北一个城市，同当地一个教会的牧者一起，围着一个大大的地球仪，畅想着福音从耶路撒冷一路向西的历史和未来，那时候大家仿佛没有异议，也有坚定的信心，中国是福音一路向西的重要站点，而这个站点很快就会到来。

后来这些神学生毕业之后，也各奔东西。有一些去了东南亚继续深造，攻读神学和教牧学学位。其它在国内的，除了少数几个因为成立家庭，离开教会，其它大部分都在教会的侍奉岗位上。那时候，禾场多工人少还是显著的等待解决的矛盾。

那个时代，除了培训班多之外，还有大教会也多，各大团队在很多城市发展堂点，尤其是大学城，建立大学生团契成为一股浪潮。除此之外，温州的主日学还很发达，体系建立也很完整，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各种课程和师资都很充足。我十五年前去温州参加培训的时候，参加了几次中学的主日学，完全按照公立学校的体系建立了应试课程。

那个时代，温州的传道人很火热，社会地位也高，本地信徒们纷纷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并以此为荣。我记得当年给我们培训圣经旧约课程的老师，初中毕业，成为传道人之后，娶了一位温州当地的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姐妹。

那个时代还能听到很多宏大的活动，“三化”的影响力很大，身边的弟兄姐妹纷纷加入，聚会的时候常常分享他们传福音给家人的感想。那时候在教会聚会，牧者常常鼓励大家带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参加，聚会结束之后，还会有很多年轻人留下来讨论福音。我有幸成为教会青年团契的慕道组成员，常常在主日聚会之后接待对福音有问题的慕道友。那时候可以看到很多有活力、有问题的年轻人和学生，走进教会了解福音。

这些活动慢慢变淡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也无法给它们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但是到了疫情的时候，这些活动好像一夜之间戛然而止。那时候，我们还认为这不过是疫情的暂时影响，教会内部的热情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积蓄力量。很快，因为疫情活动空间的受限，网络聚会开始兴起。几乎每个教会都会有一个网上聚会的群。大家在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福音和属灵问题。

疫情改变了一切。网络聚会的热潮带来的不是教会的复兴，而是信徒的流失和奉献的减少。随着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教会的压力开始增大。大家寄希望于疫情结束之后的反弹。然而，疫情结束了，却发现一切回不去了。

教会的城市化发展，就是入世之后的二十年。这二十年，也是教会大理想爆棚的二十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是那个时代可以容纳的内容。现在很少提到福音的宏大计划了，也很少看到有这样理想的信徒。

曾经那些听我课程的学生们，不知道现在怎样了。以前的朋友现在也很少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现状如何。有一个听说在做生意，还有一个开起了网约车。不管怎样，他们应该都很努力，努力过自己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