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人的关系——如何把握信仰中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人与上帝的关系，在信仰中是最重要的因素。

人与上帝怎样的互动，是否能回应人的需要，这对于人在信仰中的状态至关重要。如果上帝无法回应人的需要，冷眼旁观困境中的人，而没有丝毫的共情，那么这样的宗教可能就会在历史上的长河中消失。但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在历史中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耶稣在世的时候，与门徒们相伴左右，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过耶稣源源不断地临到门徒身上。门徒在耶稣身边，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询问耶稣，甚至反对和质疑耶稣的言论也不断发生。这个时候，因为耶稣的同在，没有谁是标准的争议，耶稣就是标准，他的话就是上帝的启示。

但是，耶稣升天之后，就带来的一个问题，上帝的旨意怎样抵达人类身上。毕竟耶稣已经升天。耶稣升天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很必要。因为人们可以认识作为人的耶稣，因为他在身边。当耶稣升天之后，怎么判断上帝的启示。

耶稣升天后，从死里复活，他与门徒一同行走了一段路程，并加入了他们关于自己钉死十字架的讨论。然而，门徒并未发现同行的是耶稣。可见耶稣升天之后，即使面对耶稣，我们也很难发现。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耶稣升天之后，谁来确定哪一个信息是上帝的旨意。在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和信徒不断增多，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尽管耶稣升天复活之后，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圣灵保惠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受到了圣灵启示，那么其间相左的启示如何调节，如何判断上帝的启示，而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假启示欺骗。

在教会初期，这个问题并不突出。首先，跟随耶稣的门徒还在世，他们具备从耶稣而来的权威。其次当时门徒关注的是末日的降临，为末日到来做准备。因此这个时候，谁是上帝启示的标准还没有被考虑。

随着教会的发展，信徒人数不断增多。各种宗教鱼龙混杂，与基督教竞争很大。最重要的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也都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基督教的标准问题也就摆上桌面。

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基督教终于改变了过去的地位，而成为国教。君士坦丁大帝面对国教化的基督教，标准问题必然提上日程。这个时候，为上帝的启示做规范，才算是条件成熟。首先，国家化之后，有政治力量作为后盾，秩序得以维护，具备了召开大公会议条件。其次，出于国家稳定的政治秩序考虑，皇帝也有了召开大公会议的动机。

公元325年，召开了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经。之后出现争议问题，同样召开大公会议来解决。这样通过权威教义，解决了上帝启示的标准问题。与教义标准相关的是教会权威。毕竟教义的标准需要教会的团体权威来执行。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权威最终落实在了僧侣阶层身上，而信徒个人必须接受僧侣阶层的权威规范。

这一秩序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启蒙运动的来临。启蒙运动建立在教会权威动摇的基础上。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正如哥白尼所做的革命一样，启蒙学者们也同样将上帝的启示权威给予了个人理性。启蒙学者并不反对信仰，也不反对上帝，不反对启示。但是这一切的标准都要从教会权威那里拉出来，而交给个人理性。个人理性成为判断上帝启示的标准。上帝在哪里？在他的创造物中，他的创造物就是大自然。大自然的规律就是上帝。因此，自然神学成为启蒙运动理解上帝的哲学。而自然规律怎么样才能把握，只能依靠理性。

如果说将上帝启示诉诸权威的传统神学中心是上帝的超越，那么启蒙运动的神学就是上帝的临在。前者是在聆听高高在上的上帝启示，最后依靠还是高高在上的教会权威；而后者则将上帝置于我们身边，依靠我们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上帝。

但是不论是超越的上帝，还是临在的上帝，其中最大问题是他与人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远和近的问题，而是上帝与人的心灵或者生命之间的互动。简单说就是，上帝能不能回应你内心情感的需要。当你深处困境，上帝能否回应你困苦的心灵。然而遗憾的是，将上帝启示诉诸权威的传统神学，以及诉诸理性的启蒙神学，都无法做到。前者高高在上，后者冰冷无情。因此，上帝与人的关系，必然不能诉诸某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或者规范。上帝必须走进每个人的生命，必须与每个人个体建立关系，这样才能建立共情架构，让人感受到上帝的怜悯与公义。

施莱尔马赫就是努力想在两者之间建立平衡。他的出发点是，一人自身的经验，而不是权威或者理性思辨来作为神学的起点。这就像笛卡尔哲学以怀疑作为起点一样。施莱尔马赫的经验不同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而是德语系统里的概念，它先于认知，注重尚未探索的层面。也许类似于我们说的直觉。权威加给我们的上帝以及理性思辨的上帝，都不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不是我们感觉到的。只有我们感觉到的上帝才是与我们相关的上帝。

这并不是回避了前面提到的“耶稣升天之后上帝启示的标准”，而是现在已经不同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受教育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民间宗教的信仰者，他们相信非理性的神秘胜过圣经和耶稣的教导。那个时代，宗教力量是社会整合的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生存、教育和国家整合的诸多因素中，宗教已经不再扮演过去那个关键角色，而成为因素之一。因此，今天社会为个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为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预备了沟通的平台和通道。

启蒙愚运动之后的神学建设，更加侧重于个体和上帝的关系，侧重于个人在信仰中的体验，看中上帝对人的回应。

在生命中遇到上帝，体验上帝，这样的上帝才与我们自己相关，才是我们自己的上帝。但是这并不是排斥了标准问题。我们信仰的标准永远是耶稣的教导，时代不论怎样发展，耶稣的教导一笔一划都不会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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