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医院与苏州近代医疗事业（下）

博习医院在当时的规模和医疗水平，在国内医院中皆是首屈一指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公立综合医院，多以诊所的形式存在，因此规模和水平无法获得提升。这就为博习医院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社会契机。

博习医院开办之初，其医疗水平和医疗器械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885年医院创办人柏乐文随船出诊，路遇一人，两天前因铁匠铺的热铁屑崩入眼中，眼睛出现红肿、流泪、畏光等病症，柏乐文遂以可卡因为其眼部麻醉，用手术器械将铁屑取出。可卡因用于临床麻醉，是1884年由德国眼科学会认可并推广的，而1885年，在中国的柏乐文医生已经开始用在病人身上。还有一次，一个患儿后背出现痈肿，久病不愈，柏乐文用冷冻皮肤麻醉剂对皮肤进行局部麻醉后实施手术而痊愈。1890年，一患儿因异物卡喉，狄医生为他进行了麻醉之后的气管切开手术获救。1895年才发明的X光机，在博习医院1903年就开始配备使用。因此教会医院博习医院在当时的中国，处于医疗水平的顶尖位置。

博习医院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让门诊量大增，远超出医院所能承载的能力，病房更是供不应求，除必须住院者，其它人不得不劝回家疗养，甚至很多病人要睡在地板走廊上。

博习医院之外的其它教会医院，也同样繁忙。他们除了在医院坐诊之外，还派出医生下乡巡诊，让原来城区之外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医疗服务。

先进的医疗技术，低廉的收费，让苏州人们在认可博习医院医疗事业的同时，也认可了医院背后的基督教。

当年博习医院的割症室（手术室）。（图：历史资料图片）

除了常规的临床诊疗服务之外，教会医院还在苏州开展了流行病学的工作。西医没有进入之前，面对传染性疾病，传统医学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现代医学的流行病学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和重要。

比如博习医院在对全年入院病人的验血报告中进行筛查，在752名患者中，梅毒患者占据40%，显示当时苏州的娼妓兴盛，性病流行（夏东民等《博习医院（苏州）始末》，《中华医学杂志》1997年 4月第 27卷第 2期）。除此之外，还进行了灭蚊和灭鼠与防疫的知识的普及和宣传。1919年，苏州出现瘟疫，死亡人数占到整个医院死亡的四分之一，医院提议进行卫生和灭鼠以及清理沟渠的建议。1926年苏州又出现瘟疫流行，被称为吴门大疫，死亡率很高，教会医院在全力救治的同时，免费为市民注射疫苗。

1927年博习医院创始人柏乐文在美国去世，医院为纪念他，在乐群社设立免费诊疗点，同时募得两万元，作为贫困者的治疗经费。

柏乐文。（图：历史资料图片）

除此之外，医院每年还为本院职工进行一次严格体检，注射伤寒、白喉等疫苗。

除了进行流行病学研究和开展预防保健工作之外，教会医院还承担了医疗人才的培育工作，为苏州医疗的持续发展和医疗队伍的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1887年，在博习医院建院之初，为了缓解医疗人才短缺的压力，开始自己培养医生。1883年的博习医院，刚刚投入使用，并没有像样的护理人员，一切琐事皆由男性帮手完成，其并未接受正规护理教育，也不具备医学常识，因此在护理上很不专业，大多工作要由医生完成，此后，裴医生创办的妇孺医院开始培养专业的护士，之后博习医院开始有护士的专业医疗护理。1913年，美国女传教士福耳曼 ( Forman)来到苏州博习医院任护理主任，同年创办护士学校，开始培养专业的护理人员。1916年第一届护士毕业，并在中华护士协会注册，成为苏州第一批有学历的专业护理人员。其他医院如更生医院，福音医院等也开始培养护士和医疗人员，但是规模没有博习医院大。正是教会医院对医疗人员的培养，让苏州有更多的专业人员，为更多的人提供专业医疗服务，这不得不说是教会传福音最好的方式。

除了以上本土医疗服务和医疗教育之外，苏州教会医院还参与了战地医疗的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州妇孺医院即派出医疗人员在红十字会的带领下，远赴海参崴参与战地救援，次年返回苏州。

1924年，苏浙军阀混战，殃及苏州，大批的难民、伤员、士兵逃到苏州避难，苏州教会医院在省红十字会的统一安排下，接受伤员，安置难民，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上海的战争氛围越来越浓，日益紧张，吴县县立医院等联合博习医院、福音医院、更生医院组成红十字救护站和伤兵医院，开展战地医疗服务。

教会医院开苏州现代医疗的先河，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疗器械带到苏州，一同前来的还有先进的医疗卫生观念，对苏州市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苏州民众享受到了福音的真正好处。同样，基督教在苏州的发展也到了达到了鼎盛，1935年中共苏州独立支部报告云：苏州“教会势力之发展，可算江浙间诸城市中第一，据教会中自称，亦以苏州基督教宣传为最佳。”（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第五十二卷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