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贴标签容易，但效法起来却难——由《光与盐》一书所想到的

笔者今年早些时候阅读了李可柔（美）主编的《光与盐》一书（中央档案出版社，2009年），副标题是“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看完此书，大开眼界之后便是深有触动。原来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群基督徒，虽然出身不同、行业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平信徒，不在传道人之列，然而在自己的岗位上运用自己的才干和职业技能都活出了效法耶稣的壮丽人生。

此书的导言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本书记载了1850至1950年间中国十位杰出的基督徒，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

这十位基督徒中，有几位对于曾经学文科的我来说很熟悉，像推动晚清幼童留学美国的容闳、抗战期间领导西南联大的老校长梅贻琦、鼓浪屿走出来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和推动乡村建设的民间改革家晏阳初。只是我之前并不知道他们都是基督徒，当然无神论意识形态主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隐去他们的信仰背景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的事迹却是不可磨灭的，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但另外六位基督徒名人我几乎从未听说过，我也是看了此书才获知的，看来作为浸润在传统教会里的信徒，我实在也是孤陋寡闻。本人信主也有近十年的历史了，也走动过一些教会，不经意间我发现了一个悲哀的事实，那就是从来没有在教会里听人说起过这些基督徒人物，更没有见过哪个传道人在讲道中提及他们。

在传统教会的语境里，大家对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的名字和事迹耳熟能详，教会里也经常见到有关他们的书籍或文章。另一方面，很多基督徒热衷于追捧某些挂着名人招牌的假见证，比如杨利伟见证神的荣耀、某中央高官在纽约讲述信耶稣的经历等等。但唯独对近代中国这些真实走过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督徒人物知之甚少，甚至完全无知。所以，导致现在普遍的情形是，大家要么高举上述三位知名传道人，要么追捧形形色色的包装上名人光环的假见证。

为什么那些在近代中国历史中闪现过光辉身影的基督徒人物在传统教会里甚少被提及呢？我想一个很大原因是在基要派书写的教会历史中，他们往往被贴上了“社会福音派”的标签。而在传统教会的逻辑里，“社会福音派”就是“自由派”或“不信派”，几乎就是异端或不得救的代名词。在传统教会里，如果有人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她）几乎就“死定了”，是无法容身于教会的。

笔者就留意到，有一位牧者曾在一篇文章里对所谓的“社会福音派”大加鞭挞，代表了基要派这种思维。文章作者如此写道：“在20世纪上半叶，稍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几乎有了两个不相干的基督教。一个是‘20世纪的基督教’或在知识阶层传扬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医疗乃至政治，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另一个是‘19世纪的基督教’或在草根阶层传扬的基督教，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然而最终，这个基督教却在中国20世纪一切最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存活了下来。”

文章作者理出的两种路线的基督教，其实并不新颖。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到并从宣教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过，这就是近代来华宣教的两条不同的宣教路线，一条是以戴德生为代表的面向草根的大众宣教路线，另一条是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面向知识阶层的文化宣教路线。客观地说，这两条宣教路线各有千秋各有优劣，代表了不同宣教士不同的宣教理念和宣教负担，应该看做互补而非对立。然而，这篇文章作者却把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开创的文化宣教路线及其成果简单地贴上“自由派”“社会福音派”的标签而加以否定。而对所谓的“草根基督教”后来成为滋生各种异端的土壤却只字不提。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至于有人说社会福音派主导的教会在1949年之后集体向无神论政权投诚，更是不合历史。中国本土的倪柝声、敬奠灜等传道人带的教会都加入过“三自”，王明道本人也一度签字加入“三自”。因此我要问得是，被贴上另类标签的“社会福音派”是否真的是如洪水猛兽般可怕？还是他们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了？

其实文章作者也承认“社会福音派”对近代中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其实这是基要派所无法比拟的，但又以一种很基要的极端方式对他们予以排斥和否定。我们在生活经验中似乎也能感受得到这种强烈反讽。我们可以一方面向人传福音大谈宣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贡献，但一旦把人领进了教会又说那是“社会福音派”而表示鄙夷和不屑一顾。

与传统教会里“社会福音派”被污名化妖魔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上越来越唤醒对他们的记忆。我可以举两个最近的例子，发生在南北两座城市，一个是位于东南沿海的温州，一个是位于中原心腹之地的郑州。今年是浙江温州市中心医院建院120周年，该医院要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医院首先想到的是其创办人——两位英国宣教士苏慧廉和施德福。根据活动安排，温州中心医院通过网络与手机媒体“@”了全球温州人，“发出一封《致全球温州人的信》，邀请海内外尤其是在英国工作生活的温州人帮忙，一同寻找温州中心医院的创办者——两位传教士苏慧廉与施德福的后人。”温州市中心医院始建于1897年，其前身定理医院是浙南地区最早的西医院。苏慧廉是李提摩太的学生，他建的医院大概属于“社会福音派”的成果，但在历史中并没有被湮没。

差不多与此同时，郑州人民医院也在“寻根”。据介绍，郑州人民医院最早的前身——天主堂医院，是由一位叫贾师谊的意大利宣教士于1912年创办的。郑州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著名播音员还朗读了其作品《爱·生命·信仰》，邀请大家一同去聆听郑州人民医院创始人贾师谊先生的故事。贾师谊是1904年来到中国的。文章写道：“作为一个传教士，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任务是到中国传教，将神的福祉和力量带给在人间受苦受难的人们。他的目的地，是有史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腹地——河南。那是一种爱的传奇。从1904年来到中国，到1944年去世，贾师谊在中国生活了40年。40年，他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故国，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原大地，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亲人。”这四十年里贾师谊在河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这40年，他在河南建医院，办孤儿院、养老院，这些机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如同乱世中的一座座绿洲，给人们送去温暖，带来希望。抗日战争时期，天主堂更是成为民众的避难所。解放战争时期，城市霍乱流行，医院张开温暖的羽翼，收治受伤战士，护佑生命安康……”

办医院，送温暖，救死扶伤，这是很多所谓“社会福音派”所做的工作。这样做有错吗？这岂不是在效法耶稣？因为他们所信的不是“死后上天堂”的福音，而是耶稣所教导的天国福音。因此，他们实在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天国福音的荣美展现在世人面前，告诉世人基督教不是神神叨叨的民间宗教，不是死后上天堂的精神鸦片，而是一种切实遵行耶稣教导服务于人的伟大宗教。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做实事，在服务，可谓润物细无声，福音就借此撒种了，结实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讽刺的是，社会公众对此认可并高度评价，而教会却关起门来不予认证，反而贴个标签予以鞭挞。因为基要式的教会关起门来忙于教义之争，把自己和世界隔离开来，并构造了一堵宗教围墙以示自己“分别为圣”。而他们所鄙夷的“社会福音派”基督徒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接触社会深入民众中间，踏踏实实地干事情造福于人。要知道走文化宣教路线的李提摩太可不是来中国光会耍嘴皮子的，他在山西发生的“丁戊奇荒”中深入灾区第一线展开社会调查，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赈灾方案，并取得了巨大果效，赢得山西官绅乡民的尊敬，也借此打开了宣教之门。

这就是所谓“社会福音派”的历史真相，历史是不会淹没他们的。最后还是回到《光与盐》那本书，书中高度评价了这些平信徒杰出人物：“他们皆因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国的历史中留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痛苦经历和坚定的信仰经历。他们带着一颗服事的心，以卓越的职业技能，顺服上帝的呼召，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标准：成为‘光’与‘盐’。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真理和希望；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和政治腐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标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早期社会改革家们提出的‘光与盐’计划——属灵的复兴、道德的改革、民事机构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中国教会还远远达不到那个时代的信仰高度。给他们贴标签是容易的，但效法他们所行的是不容易的。因此，与其大加声讨所谓的“社会福音派”，倒不如将其作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看看我们与他们在效法耶稣上的差距吧。

写于2017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