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里的俄语福音派人群

西欧的俄语散居者

来自前苏联的俄罗斯人和俄语人群，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说俄语但不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国籍的代表）的人，如乌克兰或波罗的海国家的俄语人群”，如今在西方形成一个庞大的散居者社群。

俄语以超过1.4亿人作母语使用而成为欧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这种语言，还在这一文化空间中塑造了他们的生活。

仅在德国一地，居住着400多万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移民。

根据统计，美国有300万至600万人，加拿大有200万人。

这些数字还并没有加上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期间从两国来到西方的难民。

在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把他们的信仰带到了欧洲。

今天，约240万俄裔德国人正式隶属于德国新教教会，也表现出极端虔诚的属灵性。超过34万人承认属于某一自由福音教会。

在美国和加拿大，移民也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会众。

仅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就有120多间俄语自由福音教会的会众，共计约3万名成员。

他们的教会很有活力，礼拜有数百人参加，个人信仰似乎对于他们融入如此差异巨大的欧美社会而言非常之重要。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被称之为福音派。

在其他西方国家里面，俄语移民也是聚集于新教会众之中。

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以色列、英国、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面，特别是芬兰，都存在规模较大的俄语新教会众。

如同很多其他的移民教会一样，俄语教会往往会远离当地大型教会协会，也很少融入当地普世教会运动或福音联盟。对于当地的基督徒而言，这些人往往显得很陌生。

他们只是不一样而已。那么，他们的属灵和神学特征是什么呢？他们倾向建立自己教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创伤，后苏联时期：一个成长社区的自我组织

基督徒是在饱受迫害的情况下从苏联来到西方的。很多家庭遭受过创伤。不少人在监狱和集中营（Gulag）失去了家人。

苏联解体后，很多地方，特别是中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很紧张，迫使欧洲人，也就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和德国人移居国外。

他们中有很多移民回到俄罗斯联邦，其他则是去到西欧和美洲。

在西方，伟大自由等待着他们。但是，到了陌生国度的他们既不懂当地语言和文化，在西方教会里也找不到方向。

俄裔德国神学家赫尔曼·哈特菲尔德（Dr.Herrmann Hartfeld）在其著作《回到异国他乡的家》（Return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的标题中对这些经历作了总结。

俄裔德国人几个世纪来一直以自己是俄罗斯帝国治下的德国人而自豪，而现在，他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德国人身份有多存粹？”

我自己的经历也清楚地表明，对于先人历史上故地的期待很快变为沮丧。我身上很快就被贴上“俄罗斯人”的标签。

离开苏联其他俄语国家的代表也发现，他们不太能适应欧美的西方文化。

以美国为例，即使在那里还能找到移民潮早期时来的俄语社群，但新移民并不感觉有人理解他们。

这就是他们自行组织起来的原因。今日，他们的会众，如自由福音教会，在德国和北美都跻身于最大型的教会之一。

除去大力发展会众生活之外，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宣教活动之中。

像德国的“去到万国”（To All Nations）或圣经宣教（Bible Mission）等宣教士组织，以及美国的欧亚传教会（Mission Euroasia），都已经向世界很多国家差派了数百名传教士，与其他福音派组织在宣教领域中携手合作。

在培训中心上面，特别是波恩圣经研讨会（德：Bibelseminar Bonn），自从建立起来就一直与西方其他神学院齐名。

移民的这些及其他工作已经变得不可或缺，特别是在他们的故土国家中。他们为着传福音、植堂、神学教育和社会转型项目提供支援。

与苏联解体后差派数万名传教士去到前加盟共和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因为与地方和国家当局产生冲突而放弃宣教事业，而是不断地探索新的在故乡传福音的方式。

但是，相比下，这些来自东方的移民的传教成功率却低得惊人。他们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里面向本土邻居们传过福音。

原因在于，他们在教会生活中坚持使用俄语，在很多国家中排斥当地人。

即使在使用全国通用语的地方，如德国的俄裔德国人之中，他们也甚少寻求与当地人联系。

他们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中，一个自成一体的散居地。虽然有少数基督徒个人打破常规并走了出来、在当地人或说着其他语言的移民中积极建立教会，但总体而言，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况。

传教士对西方再福音化的贡献

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600万乌克兰人逃至西欧，其中仅德国就有120万人。有估计说，200至25000名福音派乌克兰人也因此来到西方。

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能像乌克兰这样有着如此之多的福音派信徒。不同于来自独联体国家的前移民和外来移民，这些人往往来自传教性极强的教会。

很多传教士都是从乌克兰被差派至前苏联帝国的人民和更远的世界。

今天，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北部、中亚的山区和草原、尼泊尔、北印度、越南和很多非洲国家，都能看到乌克兰传教士的身影。

乌克兰难民到西欧已经有两年时间。在这里，他们很快就加入到现存的俄语社群。在某些地方，他们也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教会。

上帝希望这些基督徒有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能否认识到上帝在这场大逃离背后的旨意呢？乌克兰人所不得不忍受的，不可能只有莫斯科疯狂独裁者的专横跋扈。

朝前看的人确实可以看得更多。上帝不可能是乌克兰人蒙受难以想象痛苦的原因。俄罗斯的侵略也不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正如末世和平王国东正教拥护者在“俄罗斯世界”（Russki Mir）理念中所宣称的那样。

但上帝可以将这种情况扭转至最好状态。

事实上，一旦乌克兰信徒克服逃难的痛苦和家乡的战争苦难，来自乌克兰的难民运动就会发展成为一股巨大的传教力量。

今天，相当多的人将俄罗斯的侵略给这些人带来的可怕命运理解为一种传教分散。

不若如此，这场灾难在上帝对这个民族的救赎计划（economy of salvation）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西方最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支传教生力军。这可不是单单是呼吁欧洲再福音化的罗马教宗这么认为的。

在教会历史的各个阶段中，移民一直都是传播信仰的最重要推动力。

英国传教史学家安德烈·华尔斯（Andrew Walls）在他高度受赞誉的文章《宣教与移民：基督教历史中的散居者因素》（Mission and Migration: The Diaspora Factor in Christian History）中正确总结道，基督教传教自始至终是与移民潮并行不悖的，因此必须将基督教理解为一种移民宗教。

华尔斯写道：

“被迫迁移、逃避迫害、被俘、受敌袭而被奴役、和平寻找工作和贸易，似乎都在基督教福音传遍罗马帝国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很多其他传教学专家也与华尔斯持同样观点。深入研究过福音通过民族流动传播问题的杰胡·汉西莱斯（Jehu Hanciles）甚至声称，福音在各个民族中成功地迅速得以传播，完全是因为基督教利用了移民和移民潮。

他预计，今天前往欧美的移民也将很快为西方信仰复兴树立起明确的标杆。

诚然，这些论调在很多方面都异于今日西方常见的基督教团体的形象。

难民、移民、外来移民和来自前苏联的移民会包括在其中吗？从迫害中走出来的一代人正等待着证明这点。

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只关注自己，在国外进行着传教工作。但是，他们身上蕴含着的潜力却能从这一宣教事业中看出来。他们难道不应当向自己的近邻们传福音吗？

是的，他们与众不同。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东欧信仰团体的不同性质已经在西方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与来自（全球）南方的传教士相类似，东欧人也带来更贴近人们日常生活、强调经历的福音。

他们信仰兴趣的中心不是讨论对信仰的正确理解，而是根据信仰过着正确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我们在理论中宣称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了哪些与我们信仰相符合的事情。

当然，这不一定意味着教义对东方基督徒而言都是全然次要的。但是，无法生活化的教义会受到原则上的质疑。这样的论调无疑对西方基督教而言是大有益处的。

乌克兰难民，当地宣教的传教动力和新起点？

不仅是个虔诚的愿望，来自乌克兰的难民的确可以激励俄语福音派移民在西方重新传教和传福音。

苏联解体后，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经历过上帝如同通过他们进行行事，也顺服地作为传教士走向宽广世界。

现在，战争将他们从自己的国家打散到广阔世界。如同曾经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以及之后教会沉痛历史中的基督徒们一样，他们在路上居无定所。

但也正是这些故事最终将福音传给了这个世上的人民。毕竟，有房住，不如心中有耶稣。

乌克兰人现在就拥有这一点。愿他们成为欧洲和美洲的祝福。

原作者约翰尼斯·莱莫（Johannes Reimer），南非大学宣教学教授，且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福音联盟领导团队的一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