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宗教改革日纪念文章：宗教改革与劝服文化（上）

安德鲁·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e，生于1957年）可能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史学家之一了。

佩特格里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教授，还是圣安德鲁斯大学宗教改革研究所的创始人，同时也是“通用简明书目”（Universal Short Title Catalog）项目的负责人。所谓“通用简明书目”项目，指的是收集从1440年印刷术发明到16世纪末欧洲出版的所有书籍的信息，以便研究人员钻研书籍和印刷文化的演变。

佩特格里的研究集中在两大问题上：印刷术和宗教改革。

在第一个分类上，作为编辑之一的佩特格里有功于丛书《圣安德鲁斯大学宗教改革史研究》（St Andrews Studies in Reformation History），该系列共有80多本。

佩特格里也撰写过多部与印刷史和历代书籍接受及演变相关的著作。

其中最为相关的书籍为：《新闻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News）、《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The Book in the Renaissance）、《世界书店》（The Bookshop of the World）和《战时的书籍》（The Book at War）。

在宗教改革上面，佩特格里的研究集中在宗教改革在荷兰的影响，以及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带来的劝服文化（culture of persuasion）的发展。他有关这个主题的著作主要有《路德品牌》（Brand Luther）、《埃姆登与荷兰起义》（Emden and the Dutch Revolt）和《宗教改革与劝服文化》（The Reform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rsuasion）。

在上述一本著作中，佩特格里试图强调劝服文化是通过宗教改革得来的。

16世纪见证了语言学的复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1516年出版了希腊语版的《新约圣经》，该书成为新教徒将新约圣经翻译为欧洲各地语言时使用到的底本。

另一方面，丹尼尔·波姆博（Daniel Bomberg）于1517年出版了《拉比圣经》（Rabbinical Bible，或作Mikraot Gedolot）。这本书后来被称之为《波姆博圣经》，成为旧约圣经新教译本的基础。

马丁·路德认识到需要回归本源，即回到圣经语言的源头：希伯来语、阿拉姆语（或译作亚兰语）和希腊语。对于宗教改革家们而言，上帝已经说过话了，还是通过圣经语言传达出来了。

宗教改革家们试图归于复原，而非创新。要实现这一改革，回归到以圣经为基础很重要。

宗教改革是回归到作为上帝话语的圣经，尤其是以其进行写作的源头：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希腊语。通过回归本源，宗教改革家们认识到，人可以不必经过中介媒质而与上帝直接交流。

因信称义的教义给了人一个理由，让人们知道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人的罪已经完全偿付完毕，进而获得安全。

人只需要相信并坚信基督已经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因为无人在耶稣基督里遭定罪（《罗马书》8：1）。

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宗教改革家们将圣经翻译为人民语言的推动力。

这使得人们回归到圣经文本所使用语言的教学上。知道上帝开口说过，而且人们能使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这些话，就是整个16世纪欧洲将圣经翻译为不同语言的原因所在，因为其有助于将福音传至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启示录》14：6）。

地方语版的圣经一经流传，宗教改革家们就开始使用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进行讲道。

马丁·路德将此举的重要性作如下定义：“我们必须与有智慧的人私下讨论复杂事情。我在证道时不会想到布根哈根（Bugenhagen）、梅南希顿（Melanchthon）或加斯特斯·约纳斯（Justus Jonas）。他们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不会试图向他们讲道。我只需要向汉希或贝西讲道。”

对于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而言，简洁明了的布道非常之重要。

在他的证道中，路德接连不断地使用到两个对立面：律法/福音、罪/恩典、行为/信仰。以这种方式，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向他们传讲的信息。

很值得一提的是，宗教改革家们采取了西塞罗（Cicero，前106年至前43年，古罗马著名演说家、作家及哲学家）对于演说的思想，基础且实用的教导在这些思想里面被概括为三大要点（偶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

宗教改革家们逐章逐节一本书一本书地传讲圣经，就是说他们在阐述性布道中讨论与所讲章节有关的一切内容。

在1519年至1522年之间，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家慈运理进行了一系列证道，内容涵盖《马太福音》、《使徒行传》及保罗的几封书信。

慈运理的继承者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每周作两次讲道。有估计说，布林格在其44年的传教生涯中作了近7000次证道，涵盖到新旧约圣经中的每一卷书。

约翰·加尔文一年作286次讲道。作为布道家，加尔文一生共作了约4000次证道。

在路德于1518年发表了有关赎罪卷的证道后，宗教改革运动布道家们的证道以多种印刷版本的形式出版；这些证道及为圣经书卷出版的注释，都成为宗教改革的标志。

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其一，路德著作的英文版共55卷，出版了有他作为大学教授的讲义、圣经注释、证道、灵修著作、书信、礼仪和赞美诗、餐后谈话；其二，约翰·加尔文的著作共59卷，包括圣经注释、证道、讲义、个人书信、神学论文和教理问答。

劝服文化体现在证道上面，就是宗教改革家们试图通过布道劝服听众，让他们过着一种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所做一切为基础的生活。

“基督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这是人们需要听到的安慰信息。

源自Evangelical Focus。原作者阿尔图罗·特拉萨斯（Arturo Terrazas），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市IBSTE神学院（英语作The Bible Institute and Faculty of Theology of Spain）教务长、旧约圣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