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教会专题研讨系列（三）何为使命教会？神学基础与其内涵

编者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教会开始深刻反思传统的教会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兴起使命教会（Missional Church，也被译为使命导向型教会），并逐渐扩展到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最近几年，中国也开始有神学研究者关注使命教会的趋势并探讨如何应用到中国本土处境之中。

吴东日博士，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本科，韩国延世大学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后研究和教授神学多年，对近几十年来不同教会发展形态和牧养模式进行比较和研究。日前，他邀请研究使命教会的国际学者和专家就此话题多次进行交流和探讨，并进行了总结和分享，其中内容涵盖使命教会模式的理论和神学基础、国际不同国家和地区具体的案例和经验、后新冠数码时代的潜力和应用等。

以下是使命教会专题研究系列的内容摘要：
（一）理论基础之一（二）理论基础之二

（三）何为使命教会？神学基础与其内涵

北美教会停滞后开始的研究和反思

1990年代，美国南部的教会出现了增长停滞，与此同时，社会也不像之前那般认可基督教。这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和思考两个问题：
教会为什么停止了增长呢？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听教会的话了呢？

几十年研究后，2022年美南浸信会发出这样一个宣告：教会成长学是教会的害群之马，看上去是让人数成长了，但却是“害群之马”。

近二十多年，亚洲很多地区比如中韩教会也开始学习欧美的教会成长学，但值得反思的是：去年美南浸信会对教会成长学正式宣告失败。因此，我们亚洲的教会不能只是被动学习和照搬欧美教会的模式，而是要结合经验和教训思考，否则不会产生真正本土的教会。

美南浸信会通过研究发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在美国普遍化了，曾经以教会为中心的权势以及其他主流的传统权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网络时代的出现息息相关。

以前，以教会为中心在西方是一个主流观念，但是现在，教会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和学校、国家、医院等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一个是主导，而是所有人共享这些。

但教会宣教的方式很多时候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我们也可能会产生疑惑：福音是真理，耶稣基督是中心，为什么还要想其他的呢？但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接纳不同的意见，并不是消弱和否定福音。

1990年代，美国许多传统教会垂死挣扎，于是尝试了很多方式，想用很多钱做成事情，也就是说投入大量力气和金钱，想带来很多的人数增长和很大的发展规模，但却发现无法形成规模。种种经验教训后，他们总结出：教会不是宣教的目的，而是结果；教会的目的不是传更多的福音，而是注重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做光做盐，由此自然而然就会有结果。

很多教会觉得传福音达到看得见的果效才有平安，但我们翻看圣书就会知道，上帝的关心点不在这里，初期教会的增长也是因为他们活出好的见证和圣灵的能力，我们因此就会有神学的反思，对自己做的也会产生疑惑：难道传福音不重要吗？如果教会不宣教的话，人怎么样才会去教会？因此，反而是越热心的信徒越可能会有怀疑：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付出才会有果子的观念推动了我们去做教会各种事工，认为这样或者那样做可以带来教会增长。但其实通过人所做的达到增长的结果其实并不多。看初期教会历史，更重要的是觉醒的一小群人可以改变世界，所以当我们觉醒过来，世界会改变。

是教会重要，还是宣教重要？使命导向的主体是上帝，不是教会。宣教是上帝的工作，宣教的是上帝，上帝是差遣人的上帝。整本圣书所记载的就是上帝差遣的这些人的见证，差遣的主体是上帝，我们是被上帝差遣的人，教会并不是差遣的主体。但教会常常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自认为是差遣者，正是这样的观念让我们以为教会就是去动员、呼召和差遣宣教士，然后宣教只是让专业的宣教士去做，其他人热心参加礼拜就行，该干嘛干嘛，形成一种怪圈。

因此，我们要回归到圣书：上帝是宣教的主体，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去思想：上帝喜悦什么样的宣教？

“差派的上帝”概念的出现和再批判

回顾现代基督教的历史，在教学领域这几十年一直有很多反思和争论，好似暖流和寒流的冲撞。热心传福音、建立差会和专门差传机构带着明确宣教目的去做的这一类，可以称之为是宣教的暖流；1990年代出现的反思这些问题的可以被称为寒流，主张是：比起表面达成了什么宣教效果和规模，成就上帝的旨意才是根本。

需要澄清的是，暖流和寒流双方都是爱上帝的人。热心传福音的属于暖流的人，他们主张上帝是有权威的，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权柄，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们让人都屈膝在上帝面前。而被称为寒流的人侧重于上帝另外的属性，侧重于上帝爱我们、上帝差遣我们，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而是愿意聆听我们祷告、像朋友的一位——暖流追求的是可畏的上帝，寒流追求的是更愿意彼此相交的上帝。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不能把上帝的全部属性都融会贯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批判哪方不对哪方对。并且，本身生态的平衡和健康需要暖流和寒流的并存。

事实上，1990年代宣教的寒流起源于1950年代。有学者追溯发现使命导向的教会的思想在1940-1950年代就在欧洲出现了类似的反思。

19世纪初，西方教会把宣教团队差派到很多殖民地，当时被差派的宣教士想要建立自己宗的派，于是产生了很多竞争。欧洲学者认为基督教的精神是合一，不能放任这样的现象，于是开始研究：我们为什么要竞争，为什么要以宗派为主，为什么要内耗呢？然后他们发现问题在于：我们的宣教不是出于上帝，而是出于自己的计划。

于是，有欧洲的宣教学家在神学上提出了“差派的上帝”（Missio Dei）的概念，有学者写了《差派的上帝》一书提出：教会和宣教都是以上帝的爱为源泉，两者都是上帝爱的表现，宣教的权柄要交还给上帝，而不是自己的主张。

1998年，达雷尔-古德（Darrell L Guder）编撰出版了《使命教会》（ The Missional Church）一书，提出了要变革宣教模式：不能以教会的行为为主，而是以上帝的属性为主；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属性，而不是自己固有的想法。

上帝为主体的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明白上帝差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得不先要去问：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差遣我们？差遣我们的是上帝，我们该遵行上帝的旨意？

莱斯利·纽比真是使命教会理念最初萌芽和兴起的先驱之一。他是19世纪英国教会差遣到印度服事了数十年的一位宣教士，他的风格是包容接纳周边的宣教士一起完成宣教任务，他感到很有幸福感，因为虽然是不同地区和宗派差遣的，但是彼此不是竞争对象，而是合作者。30年宣教生涯结束后，1970年代中期他回到英国却发现一个惊人现象：虽然英国非常热心差派很多宣教士，但英国竟然成为了需要被宣教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信仰慢慢冷淡。并且英国基督徒不承认上帝差遣他们在英国重新做宣教，于是宣教士们只是去其他国家。于是，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英国教会变成这样？

纽比真看到：英国教会过去几百年从威廉凯利开始就一直热衷于差派宣教士，但却不思考在英国，上帝有什么旨意，忘记了英国教会是被差遣者，反而把自己作为差遣的主体。随后，他把自己的发现总结出来并在一个宣教大会上分享。

南美宣教的案例也非常典型：当时南美是军政府，百姓受很多压迫和剥削，但是不少新教的教会只是关注传福音，很有热心把人带到教会，另一方面却不管社会的需要，不理社会的问题，这是很矛盾的。对于南美的老百姓来说，教会和他们没什么关系，是分离的。因此，天主教的神学家在南美发起了解放神学，说到：透过出埃及记可以知道，上帝是怜悯受压制之人的上帝，上帝关注这一点，为什么教会不能关注这一点？所以，以上帝为主体的宣教是发现上帝的旨意在哪里。当时南美的教会不是寻求上帝的旨意，不是关心上帝的关注，而只是为了教会的成长大发热心。

当然，对于教会是着重于传福音，还是着重于关心社会，随后几十年新教内部对此产生了许多讨论，比如福音派和代表合一运动的协进会（WCC）的分歧。福音派认为主张上帝是宣教主体的人忽略了教会，只是关注世界，而另外一方认为福音派只是关心教会，双方彼此批判之中对于宣教的概念也有很多革新，这也导致后面出现的使命教会不仅关心社会，也关心教会的成长。

最为深远的是，教会在这几十年的讨论和变革中对于“差派的上帝”有了更新的认识，认为这个概念的有限性在于依然存在教会与宣教的二分化，并且仍以教会的结果来作为衡量工具。

深刻的神学变革：君主三一论？社会三一论？

其中，认知变革中最为核心的是，“差派的上帝”神学架构的基础仍然是西方教会传统式的君主三一论。这和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概念有深刻的联系，西方基督教受西方哲学很大影响，强调他者，导致非常强调君主神论，也由此歪曲了“差派的上帝”的概念。因此，需要克服传统的西方基督教概念，才能真正开展使命导向型教会。

使命教会需要重建一个神学架构，对教会论的重新思考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即从过去强调垂直权威的君主三一论转为强调平行相交的社会/关系三一论（Social Trinity）。后者更契合后现代主义社会的网络、关系、相生的特征，对“差派的上帝”的君主神论转换为关系中心才能克服其有限性。

差遣的上帝是宣教的主体，这位上帝差遣了耶稣基督，圣父和圣子差遣了圣灵，圣灵成为推动教会的力量——这是正确的主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在于对上帝的认识，是传统西方教会持有的君主三一论，强调君主式的权威，因为人的有限性导致最后教会反而成为自认权威的君主式宣教模式。因此，我们可以看美国和韩国不少教会，特别是大型教会表现的更加明显，结构是上下垂直的关系，而非平行的关系。

使命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不同于之前教会为中心的下压式的宣教模式，强调要有平行的模式，追求的是水平的关系。比起学习外面使命教会的经验和模式，本质上是垂直到水平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仍有许多传统教会和传统式的宣教是垂直的思维模式，仍旧把教会当作是与世界分离的，无法融入到当下水平的社会结构中。

我们研究和学习使命教会，并不是把以前欧美的照搬过来被动模仿，而是要思考中国本土的模式，这需要我们更新神学观念和教会论。否则就如欧美和韩国也有不少教会学习使命教会，但没有神学观念的彻底翻转，所以只是学了表面，反而丢掉了本质。

君主式的三位一体论强调上帝是君王，这是因为西方教会受当时罗马帝国的影响这样认识上帝和构建神学体系的。初期教会经历300年的逼迫，在那之前各地有主教但是没有教皇，但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后被深刻影响，习惯了君王制的从上到下，教会制度也成为这样。

我们需要清醒知道的是：从上到下是人为的结构，而不是上帝启示的结构。上帝在圣书中的告诉我们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并非君主式的三位一体，而是关系的模式：上帝差遣子，子差遣圣灵，这不是差派的关系，是相交的关系。我们如果追随西方君主三一论， 我们也会失败。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一点，我们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应该是相交、彼此服事的概念。

近代的西方社会，认为西方、男人、白人、基督徒是主体，并且是一种观察式的他者思维：我是我，你永远是他者；世界的中心是我，解析世界的中心是我，并且也用这样的方式研究上帝和定义宣教。所以，讲的上帝是君主论、有位格、以自己为主体的认识，对他人没有包容。所以，他们认为上帝差遣西方教会去做宣教，而西方教会以外都是他者，认为我要改变你像我一样才是成功，我要来影响你，我是来改变你的。

这种观念在二战后伴随着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等被极大的破碎，开始反对这种近代范式，强调我不是主体，由此后现代主义萌芽。

对西方教会的君主三一论发出批判和质疑的是德国的神学家莫特曼，他主张：不是支配的三位一体，而是相交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是固化的，而是互补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三位一体和神的国》中主张说：上帝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整个社会运行的，不是差遣的主体，而是建立关系的，因为差遣是单方向的，而建立关系是相互的，所以，这种三位一体论被称为是社会性的三位一体论，或者简称为社会三一论。

因此，强调以上帝为主体的宣教，差派的上帝能够在社会三一论结出更好的果子。

有神学家写到：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差派就结束了，而是与圣子同在的神。这也是上帝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君主三一论的教会总是要把人拉到教会里面，但使命教会愿意人走向世界，不是把人拉进方舟，而是差遣人到社会不同的领域。

社会三一论是接受使命导向，不只是关心教会还会关心社会，不只是对于教会内部和基督徒群体有使命，而是我在整个地区有使命，我在所在的社区履行使命，思考我在我所在之处如何回应呼召，我们不是只在教会，而是差遣我到社会。

因此，使命教会是一个新的解释方式和模式：不是美化我们自己，拉人到教会，而是差派基督徒到世界。

美国南北战争时，双方都祷告：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当时的美北注重社会责任，美南注重传福音，南方的基督徒认为解放黑人是上帝不允许的。林肯总统的祷告是：上帝是谁的上帝不重要，而是我是否站在上帝那一边；我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上帝的事情，上帝也与黑人弟兄同在，因为我参与解放黑人战争。所以，哪一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

我们在现有处境中如何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使命教会的目的。很多人热心宣教，但怎么成就上帝旨意的思考却很少。

从君主三一论到社会三一论是西方神学家对当地神学的反思，是他们走过弯路后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身处自己所在的环境，如何去吸收和应用，是我们的任务。就如不可杀人是圣书的教导，但是在不同处境有不同处理的方式，我们怎样寻找作为基督徒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神学的理由，神学给我们辨别的能力。

总结和思考：社会三一论和使命教会如何在不同处境下开展？

理解使命教会的出现，首先需要知道，它和之前的传统教会相比，是范式的彻底变革。

A是主体，B客体，把B当作是A’，自我同化。A不认可B和自己的不同，一定要把B改成A”，这是君主三一论导致的模式。

不仅在神学界，20世纪的哲学界对这种模式也提出这方面的反思，开始强调encounter（相遇）和engagement（参与）。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有要强调分别为圣的时候，但基督徒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也要进入社会和改变社会。有些人觉得这世界所有的歌都要是赞美诗，电影都要是福音电影，所有的人都要是基督徒，这才是作为基督徒的本分。这是20世纪的思维方式，这是主张君主三一论的特点。

但使命教会的模型是我们认可B，与对方彼此相交，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参与就好像是进入处境，是入世的概念，我们要选择进入处境，上帝差遣我们进入处境。就如约瑟从来都没有选择自己被卖为奴隶，所以他在埃及要经过很多思考和苦恼才有自己的最后告白：我是因着上帝的救赎计划被差派到埃及。他的时间没有浪费在要回去报仇，因为约瑟心里有确信，是上帝将他先差遣到埃及。因这样的思想，约瑟拯救了以色列。

我们教会不能和社会分离，只是成为宗教共同体，我们要进入到社会共同体里面，如果我们只是持君主三一论，很容易成为分离式的共同体。积极参与，不是完全融合，承认是有张力的，但是如何在自己所在的处境进行更新，是落脚点。

很多时候，我们去宣教的目标是把村庄完全基督化，宣教是把他变成另一个我，就好像20世纪的殖民时代的宣教一样。但如果我们改变模式，以社会三一论去操作，我们就是另外的模式，比如我们到了一个村庄会去考察：上帝把我差遣到这里，让我做怎样有益于这个村庄的事情？

君主三一论的模式是我是标准，并不关心对方是怎样的，我们很容易把处境对象化，以我为主去改变对方。但是，亟需改变观念的是：历史和世界的处境不是教会改变的对象、不是教会的对手，而是增进我们宣教的要素，我们与处境是不能二分的，是相通的，不是对立的，是要藉着他们的需要与他们融为一体，不再有主客和对立，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用对方认同的方式来对话。

我们被差派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我们要更深考虑怎么面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是宿命论式的面对，也不是认为所有的都是敌人然后进行攻击。使命教会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寻求上帝的旨意，并参与到社会共同体的教会。

西方强调个人主义，欧美的使命教会也是以个人主义去思考和建构，但是亚洲文化非常专注共同体的幸福，而不只是个人的幸福，喜欢使用“公共”类似的词汇，因此亚洲的教会如何切合自己的语境去建构适应当地处境的使命教会，是值得思考的。比如，教会能否致力于“共同善”，比如教会可以成为社区的活动中心，让居民在这里共享？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