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到底是基督教发展的障碍还是带来的结果?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关于现代世界的演讲，后来被整理成册出版，这就是《现代世界的诞生》著作。作者在书中提到“现代性的关键是消除三种传统的强制合作手段：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和绝对主义教会。”（《现代社会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159页）

正是这三个强制性特性，将现代与前现代区分开来。亲属关系的强制性来自于父权家长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家庭成为一个权力单位，所有子女皆受制于父权，子女们或者成为父权的财产，或者成为父权的奴隶。在长子继承制的体制中，除长子之外的子女更是没有地位，最终将无缘继承家庭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女性，不仅受制于父权，还受制于夫权的控制和压榨。

在圣经旧约中，我们可以从以扫这雅各为了长子继承权而进行的以一碗红豆汤为代价的交易，正是这场交易让以撒彻底丧失长子权力，从而产生后面的兄弟相争的故事。

在斯塔克的《基督教的兴起》中，也记录了雅典女性的状况“在雅典，由于杀害女婴以及因堕胎导致的额外死亡而使得女性相对缺乏。而雅典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当地低。”（第125页）

冲破家庭父权家长制，将个体从父权控制下解放出来，基督教贡献了自己关键的一份力量。耶稣在教导中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耶稣提到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这显然是将父权家长制看成人皈依上帝的障碍。因为父权挡在了人与上帝之间。

按照创世纪的教义，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这些人首先属于上帝，而不是属于家庭。家庭和信仰相比，家庭是世俗的，信仰是神圣的。因此，基督教在后来的发展中，的确成为横垣在父权面前的保护个体的最重要力量。

可以说，正是教会的努力，将个体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

绝对主义的国家，意味着国家可以主宰每个成员。也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主义的国家是建立在国家垄断所有权力的秩序之上。国家就是上帝，就是神圣的权力之源。罗马帝国的君主崇拜，将 皇帝塑像搬进神庙，成为人们献祭的神，埃及法老同样身兼大祭司的角色和身份。但是基督教出现之后，再一次打破这一秩序。耶稣在福音书中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上帝是所有秩序的最终根据和权力的最终根源。上帝主宰着世界，不是国家主宰世界，也不是代表国家的君主主宰。正是教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才没有让国家成为一个唯一的专制统治者。人们在上帝的信仰中，灵魂和精神获得了自由的空间。

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王权和教会的斗争历史，两者不断进行的权力博弈，为个体留出了可贵的自由空间。

正是基督教在破坏传统社会结构方面的力量，让基督教走向了反面，那就是他们解体了父权家长制和绝对主义国家体制，但是同时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专制的体制。

在中世纪之前，信仰是什么的定义中，教父神学家们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一个是信仰为了理解，一个是因为其荒谬我才信仰，前者是理性主义传统，后者是非理性主义传统。但是两者看似矛盾，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信仰是什么的问题。信仰是什么，这是理性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信仰不是知识，信仰也不是迷信，那么信仰究竟是什么，既然他不能通过理性来保证，那么什么才能保证信仰的正确。

奥古斯丁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信仰的神圣与绝对是不言而喻的，这不言而喻本身是因为信仰来自于一个完美的权威保证，这个权威就是教会。

奥古斯丁的观点来自于对以赛亚书7章9节，“除非你信，否则你不会理解。”然而后来证明这句话的翻译是错的，即使奥古斯丁也知道这句话是错的，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这句话的影响。理解之后必然是理性的参与，然而理性能否认识上帝和建立正确的信仰，这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人都是犯了罪的罪人，罪污染了人的理性，使他只能做出违背上帝命令的思考。这样的话，那就只有相信教会的权威，相信教会颁布的教义，才能正确的理解信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在对理性的既依赖有恐惧的夹缝中，教会权威找到了合法之地。

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基督教一直困于一个悖论，信仰是不是知识，信仰有没有理性参与。这其实是另一个问题的表达，个体能否不依赖教会的权威，就能建立正确的信仰。中世纪教会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到了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则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将信仰的权利和自由还给个体，从根本上瓦解了教会绝对权威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启蒙运动的个体主义诞生。

尽管马丁路德在提出因信称义的教义之后，他对教会权威的强调与这句话对教会权威的反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教会权威仍然是马丁路德念念不忘的。

回顾现代化诞生的过程，我们可能会发现，基督教在其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关键力量。他提供了个体自由的精神根基，那就是信仰。信仰不论怎么定义，都必然是关于与上帝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最终的解决还依赖于个体，而不是外在的权威。自耶稣复活之后，上帝拣选的民族主义观念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上帝属于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而不是属于某个群体。上帝拣选不是教会，更不是国家或者民族，而是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个体。

基督教为现代个体主义提供了丰富而且坚定的精神资源，正是基督教在历史上与家庭、君主制的斗争为个人赢得了空间。

因此，现代的个人主义是基督教发展的障碍还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呢？这可能与我们看待这一问题的视角有关。如果我们继续把基督教看成个人信仰必须依赖的神圣权威，那么显然现代个人主义是他发展路上的障碍，因为两者是天然对立的。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看成现代个人主义的精神源泉，那么基督教的资源仍然在支撑着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

正是在现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才能组成更有活力的教会，才能产生更有生命力的基督教信仰。如果坚守着教会才是信仰的最终权威，那么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整个现代社会都会成为基督教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