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反思偏见：明清之际的耶儒对话和误读（三）

第三部分

面对明清之际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众说纷纭的跨文化对话以及不可避免的误读，如何厘清这里面的发生原理或者内在理路？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同样，太阳底下无新事，并不是说历史现象都是相似的，那不太可能，因为时空环境都在变化，但是其中的内在理路极有可能是相似的。

我想今天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深处外来宗教、文化、思潮和原生文化的碰撞和激荡中，身处各种各样的主义、学说、理念的碰撞里，我们对此会发生非常多的理解，里面有反对的，有接纳的，有皈依的，有冷漠的，有保持距离的，有反感的，今天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态度，我们怎么去看这些态度？不被表象迷惑，而是去看深层的理路，这里面就有人文学的基础，非常内在的视角。

诠释学是西方哲学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支，当然早期是对圣经的诠释、圣经学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它越来越变成一个独立的学问和复杂精细的学科。我这里主要借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小试牛刀，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通过诠释学来重新理解这些文化现象。

诠释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人类在理解活动中，无法根据某种超脱的“客观”立场，超越时空去作出“客观”的理解。所有理解必然必然产生偏见。虽然理解的目的是为着克服主体及其时空偏见，去认识作品的客观意义，但是人又不能脱离各自的历史性，人的历史性恰恰构成理解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人的历史性，没有文化的传承与积淀，理解活动便无从发生。

因此，在本体论层面，这种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偏见是合法的存在、合法的偏见。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种“偏见”，在纷繁现象中呈现它，并使其成为理解活动中的积极因素。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就认为，这种偏见是一切理解和诠释的必然，都必然经过且依赖于传达者与接受者的“前理解”。

海德格尔强调先行结构对人的理解活动的影响，而伽达默尔说得更加彻底：“说到底，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的理解”。对文本的理解不再是传统的固定线性的活动，而是不断的揭示和敞开。

当然，在前理解中，也包含了合法的前理解与盲目的前理解，前者因为文化在历史中的传承，在人的理解上存在著文化的沉淀，使人的理解活动不得不与这种文化积淀发生联系。而后者，则因现实权威、封闭视域等造成，使人盲目理解，造成不合事实的误读。

合法的前理解与盲目的前理解，有时混杂在一起，并不会直接显露出清晰的层次，这就需要让各种前理解在理解活动中显现出来，甚至坦承会出现偏见的事实和风险，从而用真诚的对话、辨析的方式，来不断消解盲目的前理解。既然偏见是不可避免的，那就从偏见出发开始对话。

如果说偏见与前理解带有本体论意义层面的不可去除性质，是无法避免的先在结构。那么，期待视野与接受意识，既与作为先在结构的前理解有关，也与当下的存在与互动影响息息相关、不断生成。

什么是“期待视野”？这是姚斯接受美学里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之前，不是一片空白的，而是带有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的，他是带着自己的一种预先估计和期待，去面对这个作品的。这种期待可能是好奇、热爱、沉醉、为我所用、无所谓等，都是一种种心理期待，也正是这种期待，让理解活动得以发生和运作。

所以说，对某个东西的意义的阐发，是传达者与接受者两者互相融合的产物。对于接受者而言，并不是传达者怎么传达，他就百分百等比例接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变异。他在理解活动之前的前理解、期待视野，还有他在理解活动中的接受意识，都会交织影响他的理解和诠释。

那么在对话过程中，既需要传达者（作者）的“创作意识”，也需要接收者（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意识”。传达者的意图能否实现，作品的客观价值如何，需要依靠读者的“接受意识”。期待视野与接受意识相辅相成，在人的理解活动中，互相影响，形成动态的关系。

举个例子，你在来听这个讲座之前，一定是有自己的前理解，从你出生成长，通过教育、家庭、工作、社会经验，甚至看手机新闻、刷抖音微博，你在头脑里肯定已经形成一种理解的结构，带有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但是当你来听这个讲座时，如果突然听到一个跟之前你活了三十年都没听到过的新的信息，让你很震撼，你的态度一定会产生共鸣、反对或者同情。这很自然，每个人都不会例外。有人说，我保持沉默。但是，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没有言说的内在理解。

所以说，关键不在于你具体什么态度，而是你的、他的、我的、他们的各种各种的态度，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其中有没有相通的原理？如果你站在这个高度去看问题，你就不会陷入自己或别人的态度或观点里，而是会跳出来，看清其中的逻辑或者原理了。

理解这些原理以后，我们结合明清之际耶稣会和儒家士大夫之间150年的接触和对话，看看他们各自的“前理解”、“偏见”、“期待视野”、“接受意识”都是什么样的？怎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诠释甚至误读？以及这些误读都是如何慢慢发生的？

比如，徐光启为什么从儒家士大夫变成了第一代儒家基督徒、天学的信奉者？因为他带有自己的前理解，他是一个追求事功的典型文人，所以对天学的理解也有强烈的“返归三代”的前理解和期待视野，对利玛窦的理解也是把他看成“西儒”“利子”这样的正宗儒家形象。再看看他的学脉，他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传人，视野比较宽阔，认为西海东海、心同理同，这也为他接受天主教，奠定了前理解的基础。事实上，当时最欢迎利玛窦的中国士人，很大比例是阳明后学的群体，不管是泰州学派的焦竑、徐光启，还是东林学派的邹元标。

同样是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但是他们皈依的理由和触发点是不一样的，也反映出每个人的接受意识不一样。比如李之藻本身就有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在利玛窦的学问和知识仓库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自然科学，皈依以后他也着重引介这部分的学问，而不是其他。冯应京和杨廷筠感兴趣的主要是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部分，徐光启比较看重农学、数学等可以作用于国计民生的学问。尽管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兴趣和期待，但最后都皈依了。

黄宗羲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和数学感兴趣，也很积极地学习，但他并没有像李之藻那样皈依，他对天主教本身是排斥的，因为他毕竟是刘宗周蕺山学派的传人、浙东经史学派的开创者，还是儒家的本位和主体性，有明显的华夷之辨。我们可以看到最中心的这几位大儒，对天主教都没有皈依。徐光启也算是当时的中心人物，但在经史之学上，还没有达到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这样的中心地位。在儒家的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中心还是边缘，或者介于两者之间，都会影响到他是否脱离原先的结构，进入新的结构中。当然，即使他进入新的结构，也不是焕然一新、改头换面重来，肯定还带有原来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双重结构，比如形成了融合儒家和天主教的“天学”或者“儒家一神论”。

在这个两大文明的碰撞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光谱，看到圣教三柱石、南明皇室的“皈依”，也就是“完全投身”，但这种“皈依”又带有各自的前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到李贽、泰州学人、东林学人的“欣赏但不皈依”，可以看到黄宗羲等人的“部分接纳、部分反对”，可以看到刘宗周、莲池大师和佛教居士的“完全反对”，也可以看到康熙的“从欣赏转为反对”。他们的各种态度，其实都凝结在这张诠释的意义网络上，只是所占的经纬度不一样而已。

我想，这个讲座时间有限，但到这里基本已经给大家展示了一种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进入历史的深层肌理里面，去分析他们的前理解、期待视野，去分析他们所占的意义网络的节点和经纬度，这样理解历史和文化现象，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也能对我们当下所处的意义网络的节点有所理解。我就是这样看待文化现象的，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