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意识下不同文明的对比和反思

第一次读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是在读研的时候，那个时候阅历浅薄，对张先生的著作的阅读囫囵吞枣。今天重新翻阅，结合现实性的社会处境，才理解了这本书的深刻。

何为幽暗意识？幽暗意识就是人性的阴暗面。关于人性，有两种思想影响最大，一种是性恶论，一种性善论。前者如基督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是阴暗的。后者如儒家，认为人本性是善的。

本书观点认为，幽暗意识是人类历史的基础，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幽暗意识。“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3）正是对人性幽暗意识的回应，才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就是为了克服幽暗意识。

基督教的性恶论，是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也是西方法律政治文化的出发点。保罗在书信里说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罗马书 3:23 和合本)“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奥古斯丁更是发挥了保罗的罪观，提出了原罪说。认为亚当夏娃的堕落，通过两性遗传给了后代，因此亚当夏娃之后的每一个人，都有原罪。虽然在原罪和罪性之间还有争论，但是无疑人性的恶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主调。

在中世纪文化中，更是将人的罪直接具体化，“格里高利列举了七项‘不赦之罪’：虚荣、妒忌，愤怒、忧郁、沮丧、贪婪、暴饮暴食、淫欲。”（刘诚《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化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9页）

在西方近代法律思想中，自然法的三个自然里，其中人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自然状态，就是一种战争的状态，因为人人都想占有他人。霍布斯认为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因此在没有进入社会状态之前的人类社会必然是处于战争状态中，“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霍布斯《论政府》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4-95页）

中国的儒家也有其幽暗意识。比如孔子在《论语第十六章·季氏篇》说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人对权力的贪欲，会破坏秩序。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人与野兽几乎没有差别，一旦把那一点点差异丢弃了，人很容易就变成禽兽了。荀子也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

虽然中西方都有人性的幽暗意识，但是克服幽暗意识的途径却不同，这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和社会政治制度。

基督教的幽暗意识克服的路径，是建立法律规则制度，通过对人性的限制和制定规则，来把权力欲望限制在笼子里。人性之恶导致的社会混乱，让人意识到这种状态的残酷性，因此他们通过契约的方式把一些权力让渡出来，这样让渡的权力就交给国家，由国家的公权力在制定的规则内来维持社会秩序。正是出于幽暗意识的提防，人们把不可转让的权力仍然据为己有，这就是对恶法的不遵守和对暴政的反抗。正是对于幽暗意识的不信任，公权力的任何决策都必须经过繁琐的程序。

因此，在幽暗意识的中，西方选择了法治，从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东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而中国的儒家虽然也有幽暗意识，但是其克服幽暗意识的方式却不是通过法律制度，而是通过道德。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他们被塑造成道德圣君，正是道德的完美性，让他们克服了幽暗意识。因此，儒家的理念不是制定规则，而是强调内在修养，所谓内圣外王。这有点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然而，依靠个人修养的方式克服幽暗意识，往往会陷入一个死循环中，变成自己监督自己。因此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只能看到被塑造的道德圣人，尤其是皇帝的形象被刻意宣传成一个道德完美者，其目的不过是以此来掩盖其获得权力的不道德途径。

张灏先生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是一部能为我们带来深刻反思的巨著，在两种文明的对比中，带给我们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因此，我们应该持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同时积极吸收其它文明，主动与世界上其它文化交流。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自己文明的幽暗一面，带来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