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爱来中国：戴德生及其宣教路线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注：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8-20）

引言

从历史的广义角度来看，基督教入华历史前后一共经历过四次：唐朝的景教入华，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入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入华，以及晚清时期的更正教入华。前三次的福音入华都曾因种种原因而中断了，只留下少许历史遗迹。唯独第四次福音传入中华，才真正让基督教在中国本土扎根。前三次福音入华都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是未能把福音在中国本土扎根。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也和宣教士面对文化处境化所采取的宣教策略有很大关系（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自从1807年第一个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来华，到1950年宣教士大规模撤离中国大陆，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远跨重洋来到中国，很多人把自己的毕生年华奉献给了中国。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或许还生活在拜偶像的光景里。宣教士们不仅带来了拯救灵魂的福音，还带来了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近代来华的宣教士可谓是群星璀璨，而戴德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其他宣教士不同的是，从戴德生以下先后有五代人在服侍着中国人。戴德生留下的一句名言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如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Hudson Taylor）是英国人，生于1832年，1854年到达中国上海，开始在沿海地区布道传福音；1865年建立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中国内地十八省，1905年病逝于湖南长沙。他所建立的中国内地会在1950年代撤出中国后，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继续做着宣教的事工。所以，重温戴德生的生平，回顾他走过的足迹，总结他的宣教事工，依然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一、戴德生的家庭出身和信仰背景

戴德生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他的父母是循道会的信徒，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戴德生小时候最喜欢听曾祖父的故事，特别是他的曾祖父接待约翰卫斯理的事情。1786年6月，82岁的卫斯理来到戴德生家所在的班士尼镇，就住在老戴莱的家中。戴德生的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药铺，兼任配药师和医生。同时也接待基督徒聚会，大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属灵的事情和国内外的布道圣工，给年幼的戴德生兄妹留下深刻印象。

虽然戴德生的父母是极为虔诚的基督徒，但他本人起先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还一度受环境影响对神产生了疑惑。直到1849年6月的一天，已经17岁的戴德生在母亲的迫切祷告下才真正悔改信主，重生得救。后来他回忆道：“圣灵的光照突然渗透了我的心，给我带来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喜乐；我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再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他的救恩，并且不住地赞美他。”这次经历成为戴德生真正属灵生命成长的起点。从此，他火热地参与服侍，并且决志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

二、戴德生对中国宣教负担的确立

戴德生是怎么对中国有宣教负担的呢？首先是受家庭的影响，在戴德生还未出生时，他的父母就向神呈现了一个哈拿式的祷告：“亲爱的神，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戴德生的父亲同时也是孩子的教师，教导功课之余常常会把话题转向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向戴德生兄妹们介绍这个古老国度的文化和人口。戴德生有时会说：“当我长大成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工作。”这时，戴德生的父母就会想起他们的祷告。

其次是属灵环境的影响。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最终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英国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开放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官员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国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虽然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及宗教，但传教士想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并认为神借此要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宣教士门认为一个传福音的大好时机来临，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去，在条约口岸城市和租借地里学中文、建医院、传福音。当时有一份鼓励海外宣教的杂志《海外布道杂志》，戴德生家定期订阅这份刊物。在伦敦还有个名为中国协会的组织，征召到中国去的传道人，要把救恩传到未闻福音的中国内陆各个省份。

此外，戴德生借到了一本由麦都思撰写的《中国的现在与将来》，他向本地牧师借这本书时，牧师问他的借阅理由，戴德生便毫不犹豫地说：“神呼召我把生命献出了到中国传道。”牧师又问戴德生计划怎么去中国，戴德生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象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袋，没有粮，没有钱，出去时全然倚靠那供应的主。”

从这里看到，戴德生已经确立了对中国宣教的负担。当然接下来他经受了一系列的试炼，学到了信心的功课。为了到中国传道，他开始学习中文，锻炼身体，非常用功。到了1853年另一个重大消息传到英国，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来，并且占领了南京。这个消息引起欧美基督徒极大的兴趣，一个扫除偶像的基督王朝似乎要在中国诞生了。《海外布道杂志》对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给予了详细报导，这在戴德生心里引起了强烈反应，他很想丢下一切医学课程，立刻就动身到中国去。

三、戴德生来华宣教初期事工

1853年9月19日戴德生从英国坐轮船动身前往中国，此时他才年仅21岁。历经艰险最终于第二年3月1日到达中国上海。上海的景色很美，但他相信中国人走迷了路，而且千千万万人正在毫无希望之中走向灭亡，因此他希望为他们带来真理的信息。

戴德生初来上海，发现上海这一带处于激烈的战事中。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外出布道传福音，甚至还办起了学校招收男童女童。有时候也和其他宣教士配搭，一起带着圣经和福音印刷品走街串巷，或到码头，向中国人传福音。

当时南京条约已签订十余年，五个条约口岸城市对外国人开放，福音工作已初有根基，但内地还是非常森严的，对福音是十分的陌生，当时也鲜有宣教士敢深入内地传道。而戴德生和另一位宣教士却进行了一次尝试，深入内陆一百里，试探官方的反应。戴德生往往是采用街头布道法，向人分发单张宣讲福音信息，还开办药房医院接触当地人。有时候外出布道还随身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借此在当地打开传道之门。

在上海两年后戴德生又去了汕头传福音，不久又在宁波传道，最后再回到上海，在城内及乡郊四处布道，派发福音单张。1858年戴德生在宁波结婚，他的妻子玛莉亚成为他的荣耀帮助者。婚后戴德生的药房又再开业，他也恢复医治那些吸食鸦片者。他发现病人信主后可靠着信仰戒鸦片烟，效果远比药物治疗好得多。他的名声玛莉亚也办了一所女校，共有九至十名女童，由她以前一位学生帮助打理。

到1860年3月戴德生在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戴德生按照约翰·卫斯理的模式，委任两位中国信徒负责查经班，让他们从责任中得着经验。同时来医院就诊的人也逐渐增加。1860年6月戴德生夫妇返回英国。从1854年到中国到1860年返回英国，戴德生第一次来中国停留了整整6年时间，在这6年中他刻苦学习中文，开办学校，开办医院和药房，借此手段向中国人传福音。同时他还常常走街串巷分发单张，直接宣讲福音信息。6年的心血也初见果效，尽管期间也是历经艰难。不过这六年基本上是在沿海条约口岸城市开展福音工作的，并发现医疗宣教的价值。真正让戴德生青史留名的是他后来的福音工作。

四、戴德生对华宣教事工之转折：建立中国内地会

1860年戴德生夫妇回到英国，到1865年再次返回中国，期间他完成了医学学业，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时戴德生尽力向各差会进行游说，鼓励他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还没有福音传到的十一个省去。他写信给英国各大教会，又拜访他们。但人们以条件不成熟或经费不足为借口而推却戴德生的呼吁。然而，戴德生这样想：“如果使徒等到情况转好的时候才传福音，哪里还有欧洲的基督教？如果现存的布道组织和教会团体不能传福音，或者不愿承担此责，那么谁会去做呢？”

1865年春戴德生完成了一部小册子，书名是《中国——属灵的需要与要求》（China:Its Spirirual Nees Claims），引起很大的影响。书中的话语振聋发聩：“英国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视不救，眼见这千万人走向灭亡？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知道福音。但英国却充充足足的得到这个知识；使英国有今日，也使我们有今天，全赖这福音。我们的主怎样教训我们？是否一百只羊之中不见一只，也要放下九十九只去寻找失掉的那一只？现今的比例几乎可说是相反的，我们在家守着那一只羊，却不理会那九十九只正走向灭亡！基督里的弟兄们，想一想我们伟大的救主和领袖赐给我们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想一想贫穷愚昧的中国里有千千万万人，竟没有一个主的门徒愿意带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或者告诉他们救恩的福音！”戴德生是有耶稣基督心肠的宣教士！

戴德生在研究和思想中，得着更深一层的异象，使他明白要到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组织。正是这样的异象催生出了光炳千秋的中国内地会。戴德生查考圣经发现，古代的使徒传道并没有先筹集款项或定下一套方法，而是马上起来做工。这样，戴德生以往的宣教经验和自己研读圣经的深省形成了中国内地会的异象和运作原则。

1865年在戴德生的领导下中国内地会正式成立。然后戴德生挑选了24位宣教士。1866年戴德生第一批内地会宣教士重返中国，开始新的布道征程。

有人把内地会第一阶段（1865—1875）称作为扎根时期，第二阶段（1875-1885）为内地拓荒时期，第三阶段（1885-1985）为国际化时期段，第四阶段（1895-1905）为世代交替时期。自从内地会成立的那一刻起，戴德生的名字就紧紧地和内地会绑在了一起，他的信心、他的毅力、他对灵魂火热的爱深深地印在内地会的各项事工中。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内地会已经深入内地十五个身份（除直隶和湖南）建立了驻留地。到戴德生去世前（1905年），内地会宣教士已经进入了湖南，戴德生是在探访湖南福音事工的时候在湖南长沙安息主怀的。

五、戴德生的宣教策略

戴德生领导下的中国内地会主要采用三种宣教策略，分别是：

A.巡回布道：这是戴德生最常用的布道策略，这也是保罗曾使用的，就是走街串巷，在各城各乡直接向民众布道传福音，并配发圣经和福音单张；

B.租买房子做传教据点：租买房子和巡回布道直接相关，戴德生每到一个地方就先租下房子，作为当地的传教据点，一方面可以方便外出布道，另一方面也可以做接待之用；

C.医疗布道：戴德生本人是一位医生，他第一次来中国布道，就发现了医疗传道的价值。中国人医疗卫生水平极为低下，面对着疾病和病毒的威胁；戴德生以开办医院和药房的方法和中国人建立起“接触点”，这样更好地向中国人传福音。到1909年为止，一共建立了10所医院、68个药房和50个鸦片戒毒所。

D.赈灾；在1876—1879年间中国华北五省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旱，由此引发了严重饥荒，其中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1876年内地会差派宣教士进入山西，正遇饥荒，宣教士就着手进行赈灾事宜，并和其他三个差会合作进行全力以赴进行赈灾活动，并有女宣教士在山西省会太原开办孤儿院收养在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们。宣教士们在赈灾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好评。

六、戴德生宣教事工特点及其神学理念

从现在的神学观点看，戴德生秉持的是一种很保守的基要主义神学，对福音的理解重心在对即将沉沦的灵魂的抢救。所以，他的宣教活动是一场灵魂抢救运动。这一理念塑造了他的宣教路线特点。

第一，拯救灵魂是宣教的最大动因，对救灵魂有着强烈的负担。戴德生对宣教怀有一种迫不及待的使命感。要马上行动，赶快去抢救灵魂，而不能等到神学毕业。比如，在戴德生的传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在戴德生向中国传道会差派委员会提出申请后的三个星期都过去了，戴德生还未接到回应的通知。当时戴德生还在学习医学，他的老师很想让戴德生留下来，并尽力劝他多待一年，好完成外科手术的考试。但戴德生的意志已决，他宁愿放弃学业也要尽快去中国宣教抢救灵魂。

他说：“如果我付出时间和代价去完成医学位或手术医生资格期间，我能为神所用，带领可怜的中国人来到耶稣跟前一一那在那永恒的世代里将更加可贵！”戴德生来华早期他的一位同工不慎落水，附近渔民却见死不救，并漫天要价。戴德生非常悲痛，他由此现象联系到传福音救灵魂工作的迫切性：

“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是否应该为这人的死负责呢？他们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当然他们都是难辞其咎。然而，在我们定他们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单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若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了吗？凡象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由此可见，戴德生有着强烈爱灵魂的迫切心肠。

 第二，注重基要真理的传扬，注重对信徒灵命的栽培。既然拯救灵魂是宣教首当其冲的头号使命，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人的灵魂，那么就当直接传讲救恩的福音信息。戴德生背井离乡，经历艰险的风浪，走过半个地球，才来到古老的中国，他是带着使命而来的。他相信中国人走迷了路，而且千千万万人正在毫无希望之中走向灭亡。他强烈地要为中国人带来真理的信息，因为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人的灵魂。在戴德生宣教生涯，他很看重基要信仰的传扬和栽培。

戴德生在上海的时候遇到一个事情，一位邻居因霍乱去世，之后他就特别注重宣讲悔改和救恩的道理，与时间赛跑抢救灵魂。他直接向众人宣讲：“耶稣为你们死了，叫你们的罪得赎。你们中间谁曾经向神祈祷，要他赦免你的罪？”他停了一刻，没有想到有人会回答他，但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厨子却回答道：“我有。”

第三，对宣教士的资质看重属灵素质而非普通学识。戴德生认为宣教士应当超越宗派，不一定要需要很高的学历。这和当时的西方观念不一样。西方传统的看法是，要到古老的中国宣教，要有很高的学识，宣教士要成为学者。但戴德生却认为，爱灵魂的心更重要。比如，戴德生刚建立中国内地会时，在甄选第一批宣教士时他挑选的标准就和一般宣教团体不一样。英行教会（CMS）及伦敦会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为牧师，最好是大学毕业。但戴德生不在这些教会里寻找人选。他要找聪明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论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属灵质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还是有机会被选上的。戴德生认为“最重要的属灵质素是对神的信实绝不疑惑，并且能够和甘愿地去相信他”。

第四，对宣教士非常强调信心生活。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没有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应。内地会不会进行募捐，也不设收捐站；捐献者的名单亦不公布。但捐献者将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编号的收据，可与列出之奉献数目参照比较，然后再对照每年印行之收支报告表。完全仰望神供应，完全信心。奉献收入是一起分配的，不是给个人的，同工同酬原则，按照生活需要分配。不对外募款，更不贷款；有需要不向人讲筹款，只向神讲，仰望神的供应。可以说，中国内地会是一个信心差会。

1888年1月，内地会已然大大扩展了。戴德生在他的新年信息中说：“我们永不要忘记，我们既不求于人，就必须继续仰望神。我们收到的每一笔奉献，都是神所赐予和引导的，给我们带来属灵的鼓舞。这正是使我们的工作特别蒙福的原因了，也使我们更多的倚靠他。我们即使满身是口，也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他的赞美。”

第五，很注重文化处境，强调传教士一定要尊重中国的文化，在一般（不违背基本真理）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上尽量和中国人认同，做到福音对中国人的“道成肉身”，即住在中国人中间，生活水平尽可能接近当地人。戴德生为内地会制定的会规中有一条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内地会的传教士均穿着中国服装，在中国式的房子内崇拜——而非象宁波一样的西式教室。”戴德生本人更是力求“中国化”，他穿着中国衣服，使用筷子，吃着和中国人一样的食物，居住着和中国人一样的房子，为的就是能获得中国普通民众在文化上的认同，去掉基督教是“洋教”的面孔。

当时就有人发现，“传教士的洋服、洋车、教堂的欧式建筑，或者种种与基督教有关的外国事物，对于在华人当中传播真理产生很大的拦阻”，因此，戴德生对同工们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对千百年来的风俗和习惯有特别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无因的，因为谁都会对所认识的人和事有更多的认同，并且认定他们的风俗习惯是必须的，这都是气候、物产及社会形态的产品。”

戴德生以此力图取得中国人的信任和亲近，力图除去中国人看基督教是“洋教”的偏见。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中国人传福音。他说：“在不违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让我们把自己中国化，尽我们所能去拯救灵魂。我们换上他们的服装，学习他们的语言，效法他们的习惯，甚至在健康及体质许可的情形下吃用他们的饮食。我们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不需改换房子的外观；除非是为了健康及工作效能的需要，屋内的陈设也保持下来。”

通过这样的实践，他发现这一招还很有效果：“现在的经验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利的，正在影响着周围的中国人，而这种影响不是别的方法可以达致。我们每天和他们接触，不住在一处，而是在多处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圣灵的引领，并因着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人虔诚和恳切的态度，而受到感染。当然难免引起不便和麻烦，例如在饮食习惯上，便要不用刀叉、杯碟，而改用筷子、汤匙和大碗。”戴德生他相信若要使中国人归主，宣教士一定要了解和尊重他们悠久的文化，为此宣教士要付出文化和生活上一些代价。

第六，注重本色化工作，培育本地同工，中国事工最终要由本地人促进。内地会总部设立在中国，宣教士人在中国，最知中国的需要。英国那边的负责人只负责征召宣教士，不能插手干涉中国事工。内地会也不建立自己的宗派，他们开荒布道不是建立自己的帝国、自己的山头，而是真正建立神的教会，由当地人负责牧养的本色化教会。戴德生和内地会的这种开阔的胸襟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可以说，中国内地会为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开了一个好头。戴德生期待的是：“我们盼望见到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既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地道的中国人。我们盼望看到中国人担当教牧，管理中国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乡士的中国式建筑物内，穿着本土的衣服，又用本地的言语，敬拜真神上帝。”

第七，明确先后次序，社会救济事工一定要为福音布道铺路。戴德生认为在宣教地区从事社会关怀事工一定是要在能把福音传给人的情况下才值得去做，不然不值得做。戴德生和内地会也在内地从事一些社会关怀事工，比如开学校、办医院和福利院以及赈灾，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通过种种方法来高举福音使人得救。办教育的目的，不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而是让孩子信主读圣经。因此，内地会一般只办小学，不办大学。总而言之，戴德生和内地会办学也好、建医院也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传福音救灵魂。

偏离了这个目的，他们一概不做。正如戴德生曾这样说：“如果医疗工作能吸引人接近我们，好叫我们把耶稣基督传给他们，那么医疗工作就会蒙祝福；但若是用医疗工作代替了福音的传讲，这将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用学校或教育代替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人心，这将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的意念是人能藉着教育的过程，而非藉着重生的再造，来改变归正，这将是极大的错误。如果我们不信靠永生上帝，却信靠金钱、学识、口才或其他任何事物，这将是极大的错误。”从而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传福音的直接动机与根本目的，绝不本末倒置。

第八，信徒重质不重量，扎扎实实地传福音。内地会很看重初耕耘和深耕耘。在民间深入工作，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内地会起初成立40年的时间里，一共带领2.2万人信主（1865-1905），到1949年也就才9万人。信徒人数虽不多，但这些信徒的信仰根基却是十分扎实的。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经历激烈的政权更迭和各种政治运动直至“文革”，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备受逼迫，很多人跌倒甚至卖主，但内地会所结的这八万基督徒果子却能站立得稳，经得起风吹雨打，到1978年后浮出水面，继续传福音拓展教会。戴德生和内地会所作的福音工作真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林前3:12）。

第九，勇于到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传福音。内地会的宣教士们十分富有牺牲和吃苦精神。当时很多西方宣教士不愿意或不会去中国边远地区传福音，但戴德生鼓励宣教士们到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传福音，他在一次来自各个差会的宣教士举办的会议上，为内地会到偏远地方传福音的宗旨辩护，认为这是建立教会的必备工作。没有内地会的努力，中国很多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可能有福音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向云贵高原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宣教，取得了丰盛的成果。

结语、述评——关于戴德生的宣教路线

戴德生一生完全委身基督和对华宣教事业，他以及他所带领的宣教团队（著名的中国内地会）以基督舍己的爱和牺牲精神把福音传布到中国内地以及边疆省份。正是由于他们前赴后继的努力，饱受各种偶像和异教蒙蔽、捆绑的中国普通民众才能得以听闻福音，基督的福音才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地撒种并扎根、结果。

戴德生走的是大众宣教路线，其优点是：普通民众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多少知识和思想包袱；普通民众可以在本地建立草根性的教会，容易生根，具有稳定性，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动存活率很高。而唐朝的景教入华、元明时代的天主教两次入华，之所以半途而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在中国民间社会扎根，这和宣教士们片面注重精英路线而忽略普通民众大有干系。

有人发现，内地会所结出的福音果子根基十分牢固，经得起风吹雨打。就算1950年西方宣教士撤出中国大陆，但福音的种子已经在民众中撒下并扎根，基督教第一次才真正在中国的土壤里扎根。《海外校园》主编苏文峰老师曾提到这样一个现象，今天的中国民众大量信主，量变会带来质变（传向第二代第三代时，家里有大学生，这又会产生精英基督徒了）。   

毋庸讳言，也是有其缺点的，由于当时的中国广大民众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下，文化薄弱的信徒，难以回应文化的挑战。五四运动之后，当中国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起攻击基督教，发起“非基”运动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基督徒很少有人给予回应，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而这些信徒由于长期置身于传统文化的大染缸，容易受到民间宗教的影响而走向混合主义，进而滋生各种异端邪说。

这是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我们也不能苛责前人，而是充分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好福音工作，书写这个时代的福音故事。而前辈们的奉献精神、对福音的高度委身、对救主的爱以及对灵魂的负担，永远不会过时。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太9:35-38）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5: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