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平民的对决（上）——对非基运动的反思

一、基督教救国论产生的背景

1912年新年那天，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件：淸帝宣诏退位，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皇帝时代宣告结束。皇帝的退位带来了一场精神革命的风暴，正如电影《白鹿原》开头，当看护皇粮的村民慌里慌张赶回村子里告诉族长白嘉轩，皇粮被民国军队抢走时，白嘉轩惊讶不已地问新皇帝是谁，年号是什么一样，在底层百姓的眼里，皇帝是不会消失的，总得有个皇帝不行。但是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们，却认为没有了皇帝才正是中国的新开始。

此刻，在面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中，结束皇帝统治只是中国精英寻求救国思潮种种失败之后的另一种方式。而在此之前，他们并不认为皇帝是阻碍中国实现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所以，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洋务运动的努力以甲午战争惨败而落空，从而使这个梦想落空；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送上断头台，把仿照日本的戊戌变法梦想击碎。虽然明末黄宗羲认为皇帝是天下最坏的人，没有之一，但是黄宗羲终究是有着功名的文人士大夫，没有想过有一天没有了皇帝是怎样的情景。

但最终导致精英推翻皇帝的最后稻草，可能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这是比废除皇帝还要影响深远的事件。因为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现在把这个唯一渠道废除了，那些已经取得功名或者半辈子耗在为科举而活口号下的读书人怎能同意。所以当皇帝宣布废除科举，在这些读书人眼里就相当于皇帝自己把自己废除了。读书人总要为自己寻求一个社会地位和出路，上千年的科举文化形成的文化心理定势，让他们对新时代的思考依然离不开儒家文明的模式。

所以皇帝消失之后的改革，不论怎样的模式，都离不开传统的那一套。只不过底层人如白嘉轩表现的直白一点，新的皇帝是谁，什么年号，这是他的第一反应；而对于文人来说，则隐晦地多。

在当时大家以为没了皇帝，中国就能像火车一样，把通向未来的铁轨铺好了，中国这列火车就可以沿着铁轨快速地驶向未来，但是火车并没有照着铁轨而去，而是原地不动了。清朝的皇帝没有了，又出来一个皇帝袁世凯，以及那些跃跃欲试企图取而代之的没有称帝的皇帝。一个皇帝没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从陈胜吴广大声喊出这个口号之后，王侯将相成了每个人的梦想。

这时那些有志于救国救民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才认识到，改变中国并不是推翻了皇帝就可以的。再通过和西方文明以及邻居日本文明的对比，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文人们认识到，最重要的还是国民性，国民性不改，中国难以起步。

其实对国民性的反思在清末就已经开始，那时去日本的留学生，留着辫子，穿着清朝官服，被日本人称为豚尾奴而受尽嘲讽。国民性批判自清末开始，至五四达成批判的高峰。

二、基督人格救国与基督教救国说

既然找到中国落后的病根，那么就要对症下药。于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精英开始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寻找救世良方。

徐志摩找到印度文明，企图从这个被当时创造的与中国一样落后的文明古国中找到救中国的秘密，把泰戈尔请到中国讲学便是其中一个项目；

胡适找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并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把杜威请到中国讲学；

严复则是找到达尔文社会主义，乃至斯宾塞的进化论，在他看来文明乃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他根据进化论提出著名的三民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
一曰血气体力之强，
二曰聪明智虑之强，
三曰德行仁义之强。

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忧,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们憨,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鹜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这是严复根据进化论所设计的拯救中国方案。

其次还有日本关于国民性的著作被翻译出来，诸如福泽渝吉的《文明论概略》，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的《文明史》，福本诚的《当代欧洲》。

同时还有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著作，代表作就是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

在这些如海浪一样的救国思潮中，影响最为巨大的当然要数基督教。不论是当时基督徒的人数还是在文化医疗政治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基督徒都占有绝对的多数。在当时民国政府任高官的基督徒大有人在，甚至包括当时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军中基督徒都占有很大比例，没有一半但是三分之一还是有的。这些当然要拜西方传教士所赐。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西方民主的信息，让当时的国人在与他们对比中，自感改变自身的迫切。

当然带来这些信息的是西方自由派传教士，他们创办学校、医院、报刊杂志等。所以在非基运动运动，出面回应的基督徒也以自由派信徒为主，至于戴德生为代表的基要派则关注着底层人民的灵魂得救，对于中国文明进程几乎可以说参与不多。

益若翼在当时众多的救国思潮中，基督教救国论算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强大，加上传教士的对欧洲文明的传播，因为这些传教士包括当时的文人基督徒，都把欧洲文明强大的原因归为基督教，所以基督教能使欧洲强大，那就一定能让中国强大，基督教俨然在国人眼里成为当下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陈独秀等人纷纷撰文，阐述耶稣人格救国。陈独秀在《新青年》1920年2月第7卷第3号将耶稣的人格精神归为三点：
（1）崇高的牺牲精神，
（2）伟大的宽恕精神，
（3）平等的博爱精神，
并说“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16-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北京）

除了新文化运动的文人知识分子之外，基督教青年会也利用自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组织，开展演讲，阐述基督耶稣的人格精神，提出耶稣基督人格救国论。其中北美洲基督教青年会巡回干事美国人艾迪博士1915年和1918年两度来华，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阐述中国文化的缺点和基督教的优点，影响甚巨，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学校放假让学生前往，那时凡是有识青年皆前去听讲。

明确提出耶稣人格救国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

1923年10月16日至21日，青年会第九次全国会议在广州岭南大学举行，会议选出了包括王宠惠、冯玉祥、孔祥熙等国民政府高官在内的72位委员。20日孙中山到会，并发表《国民要以人格救国》，是国民政府，孙中山对基督人格救国的正式回应。

1924年青年会正式开展以人格救国为宗旨的公民教育活动，内容为：
“一、 提倡公民对社区，国家及世界应有的认识；
二、促进民主生活；
三、结合青年会友推广公民教育”。

其内容可以分为五项：
(1)提倡广义与建设的爱国心；
(2)促醒公民的责任与养成公民的人格；
(3)研究中华民国的组织及法律大意；
(4)讨论当今国中重要问题，如裁兵，剿匪，理财，兴教等；
(5)演讲国际关系的要领及世界大势。

到1925 年7月27日至8月9 召开的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会议时，青年会认为“应特别注重公民教育，其目的在唤醒人民道德的觉悟，彻底的思想，与团体合作的精神。故于此数年间，宜提倡长时期的良好公民训练，并研究对内对外的时局问题而谋应付。”

1926年青年会十次全国大会确立的总题改为“人格立国”；

1929年青年会十一次全国大会确立总题为“人格建国”（转引自黄文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运动(1923~ 1930)》，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同时另一方面，曾任清政府翰林院编修的徐谦，在1917年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并成立基督教救国会。徐谦是冯玉祥和孙中山之间的联系人，算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在推翻清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等事件中都有其活动踪迹。基督教救国主义提出之后，受到部分基督徒的反对，认为有违基督教教义，徐谦将之改为基督救国主义，去掉了“教”字。这其实与耶稣人格救国相似。

但在非基运动中，徐谦却极力反对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侵略先锋，态度转变，实在让人费解。

真正让基督教救国发扬光大的是基督教知识分子。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第十一次国际大会，以上海大学的学生为主并迅速影响全国高校的学生反对此次国际会议的浪潮也同时兴起，由此开启了长达五年之久的非基督教运动。

至此基督教青年会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经营数十年的事业趋于崩溃。

非基运动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所以充满政治的性质。在对非基督教者的回应中，基督徒和教会领袖同样偏重政治的因素。

在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中，他们观点的主题就是基督教并不是非基督教者认为的那样主张基督教是救国的，而是与非基督教者的观念是一致的。

范定九在1925年、1926年撰写并发表在《中华归主》的文章《与非基督教同盟诸君的商榷》，该文被认为是回应中比较系统和有针对性、客观性的文章。在文中作者将耶稣描写成一个自我觉悟，杀身成仁的英雄，“这是何等的自觉，何等白热的感情，先认清自我的责任，便照着责任去做，甚至于甘心情愿的杀身成仁，这便是超绝的英雄之特色，这便是人间明哲的真精神”（《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第3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北京）

而正是这样的英雄人格才是当下国人需要学习的，以改变国人麻木的品格。

发表在1925年11-12月第二十四卷11至12合号上的简又文的文章《救国的基督教》，文章中作者提到“耶稣及基督教拯救生命和发展生命之大宗旨，自当并施诸团体的生命亦明矣。故凡有堕落的、沉沦的、罪恶的、或死亡的民族，基督教必当拯救之。凡有退化的及弱小的民族，基督教必当发展之。”（引文出处同上书）

在作者看来，基督教不仅拯救个体，还拯救一个民族和国家，耶稣就是民族的拯救者。作者在该文中还举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例子，并将孙中山先生比喻为古犹太民族的摩西。在他的眼里耶稣是民族的解放者。

曾任职于翰林院后做过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发表于1925年2月《生命》上的文章《论中国基督徒对国家应负的责任》中提到，基督徒对国家的责任分成两种，对内和对外。对内“个人依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尽所能尽的本分”（同上书275页），对外则是各个国家“有侵略嫌疑的时候，更要慎重”的结交外国友人，但不可丧失国家的品格，而使自己的国家受到侮辱。在其他的文章中，吴雷川将耶稣描绘成道德楷模和革命家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烜，《国家兴亡，教会有责—吴雷川的基督教救国思想评析》，哲学百家，2009年2月）。

除以上各位阐述的观点之外，还有学者阐述耶稣也是无产阶级，耶稣也是大同思想，耶稣是一个革命家。基督教学者王治心更是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直接来源于耶稣。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对非基运动的回应中，耶稣被描绘成革命家，杀身成仁的英雄，道德楷模，拯救民族于危难中的救主，有着大同理想的宗教领袖，无非是想说明，耶稣和基督教是能拯救中国的。

然而，非基运动之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数十年的努力几乎崩溃。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有着如此深远影响，曾经有着那么多的信徒的基督教，为什么一个非基督教运动就能将之击垮了呢？

接着1949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更是给中国基督教带来沉重打击。

由此，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看似强大的基督教却经不住如此的打击？如果说非基运动有着共产国际的参与与主导，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已经传播了一百年的基督教却禁不住这刚刚在中国兴起的新运动的冲击？

至今都鲜有看到来自基督教内部的对非基运动的反思文章。

（未来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