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礼逊的《华英词典》到陆谷孙的《中华汉英大词典》

4月份，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历时十余年终告大成，或将成为继《英汉大词典》之后的又一部 “传世之作”。有专家评价为“可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词典”。

据悉，《中华汉英大词典》收词量远超目前坊间常用的汉英词典，单字条目逾两万、复字条目逾30万，成语逾2万条、释义逾50万项。它兼收并蓄，兼顾古今、简繁，并有翔实的方言收录，例证亦庄亦谐。

至今，汉英词典已走过两个世纪。从马礼逊的《华英词典》到陆谷孙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每一部背后都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牺牲和劳苦，它们推动并见证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传教士对汉英字典从无到有、进化完善的过程起到重要作用。

19世纪初，马礼逊作为英国第一个传教士来到中国广州。当时清政府禁止传教士进入内地，另外华人不能信教也不能教洋人汉语。不过，马礼逊还是在一个中文老师的帮助下得以偷偷的学习，并担任东印度公司译员掩护其身份。

受伦敦传道会指示，马礼逊逐步开始圣经和汉英词典的翻译。1815年至1823年间，世界第一部汉英双语对照词典——《华英词典》在澳门陆续出版。

第一部分是3卷本，按部首顺序排列，是以《康熙字典》为蓝本的《字典》。第二部分为2卷本，按读音字母顺序排列，以康熙年间中国学者编纂的《五车韵府》为蓝本，并以同名出版。第三部分为1卷本的《英汉词典》。这部词典部头庞大，凝聚了马礼逊本人和众多助手的心血，出版后大受欢迎，之后的汉英词典无一例外地都受其影响。

谈起那段历史，陆谷孙教授曾表示“那真是早年传教士们的血泪史。他们编纂词典遭受着来自（罗马）教廷和清廷的双重压迫。”他非常钦佩马礼逊，特别是他那种信仰的力量和牺牲精神。

马礼逊《华英词典》之后，一系列汉英词典陆续出版。1874年，美国传教士及汉学家卫三畏出版了普通汉英词典《汉英韵府》（今译《汉英拼音字典》)。此书规模不大，按罗马字母顺序排列汉字，其特点是每个汉字之下，还标有北京、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方音，检索词目比较方便。此书一度是美国来华外交界人士必备的工具书。

1892年，翟理斯出版了用18年时间完成的《华英字典》，当时被视为汉英字典的典范，收词量大、释文质量高，由他开创的检索方式与附录给以后的中国人编纂字典带来了启发。

另外，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汉英字典》、英国人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美国传教士富善的《中英袖珍字典》、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的《英华成语合璧字集》等等，也都在19世纪的汉英词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则推动了国人学英语的热潮。有中国人编纂的汉英对照词典也开始出现。

1868年，邝其照的《字典集成》在香港出版，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编纂的英语学习字典（英汉对照），由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与其他外国词典改编集合而成。1908年，同盟会会员乔宜斋在东京出版了《汉英新字典》。

随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世界书局出版了一系列汉英词典，包括北洋大学李玉汶编纂的《汉英新辞典》、圣约翰大学译学教师张鹏云的《汉英大辞典》、陆费执/严独鹤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盛榖人编纂的《世界汉英辞典》等等。

1949年至“文革”结束，国内先是社会建设，后又转为阶级斗争，其间几乎没有出现过新的汉英字典。1970年代，基督徒林语堂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与梁实秋的《远东汉英大辞典》先后在香港、台湾出版。

1979年，外研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国人自纂的第一本大规模汉英词典《汉英词典》，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吴景荣教授，带领数十位专家学者历经8年艰辛完成。

2005年，《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历经11年磨砺，与读者见面。

2015年，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和他的团队历时15年编撰的《中华汉英大词典》面世。最早将在今年夏天出版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