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各大高校越来越多宗教研究所建立，愈多学者也投身宗教实证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等各宗教。自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国人民大学接连举办了4项有关宗教实证研究的学术活动，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魏德东透过文章发表看法，表示，对宗教不同的态度对实证研究的影响巨大，而他把不同的学者对宗教的态度主要分为四种。
他指出，在最近30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中，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是需要宗教的，是需要发展的，而在这一现象之中，“文化基督徒”等“文化宗教徒”也成为人文学宗教研究的普遍现象。
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宗教实证研究课题申请答辩会、第7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宗教问卷调查可行性评估会和正在进行的第7届中美欧暑期宗教学高级研讨班共四场宗教实证研究的学术活动。魏德东教授在这一系列密集的学术活动中，体会到目前对于正在兴起的宗教实证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态度。他依据学者对于宗教的同情程度，共分为四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看宗教是社会的负面因素，认为宗教发展需要遏制，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在一定人群中做一些问卷调查，对数据做出分析后探讨如何遏制宗教的发展。
第二种态度：所谓的宗教民族志，即调查者深入到所研究的宗教徒中，生活一年至一年半，体会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逻辑，白描所见所闻，不强调理论概括，也不做价值判断。持这种看法的人有时会强调“怀疑”的精神，对于宗教徒的叙述，不贸然相信，比较注重其言辞背后的实际行为。
第三种态度：宗教社会学的看法，强调宗教因素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希望概括出一些普遍性的命题，如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宗教与民主化、宗教与婚姻、宗教与健康等等。用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数据，对于宗教而言，会有正面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由此产生的对宗教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如马克斯·韦伯探讨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基督教新教伦理有颇多肯定；也有人专门研究宗教与暴力、战争的关系，因而得出某些宗教和教派是暴力和战争产生的根源的观点。
第四种态度，教会社会学的看法，即从维护教会发展的立场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来探讨教会的发展，注重教会的正面价值，而对于教会中存在的消极方面，则多采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的态度。
魏德东教授对这四种看法分析说，“在目前的宗教实证研究团队中，采取第二种态度的学者最为鲜见。或许是长期价值观教育的结果，中国学者在研究宗教问题时，很少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与立场。此外，民族志研究要求研究者至少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与研究对象生活在一起，这对于很多学者而言也是一个很难达到的门槛。”
而对于第一种态度，近年来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学术界逐步减少。“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宗教持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似乎总体上与社会的发展要求有些不符。”
对于最后一种态度，魏德东教授以“护教”来进行形容，指出其是为宗教发展而进行的实证研究。他举出最近一个研究的发现，在美国凡由宗教背景的基金会支持的宗教学术研究，对宗教价值的正面肯定高达9成以上；而由国家或非宗教背景的基金会支持的宗教学术研究，对宗教的正面价值的肯定，则不足一半。魏德东教授点出：“‘态度’对研究结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他表示，在在学术界占主流的研究态度是第三种，即宗教社会学的进路，尽量以客观立场研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但他也指出，真正的客观其实是难以实现的。观察最近30年的中国宗教研究，“中国学者对宗教更多地采取了同情的立场，认为中国社会是需要宗教的，而宗教在中国社会是弱势的、薄弱的、需要发展的，因此较多地阐发宗教的积极价值。”
魏教授特别提出了近年来不仅基督教非常关注的现象之一即“文化基督徒”的现象。他表示，这一个词其实已经成为人文学宗教研究中的专有名字，即不是基督徒的学者，其所写所说却都在弘扬基督教的精神。除了“文化基督徒”，其实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都有类似的“文化佛教徒”、“文化儒教徒”等，他们一起广义地被称为“文化宗教徒”，这一现象目前在人文学的宗教研究中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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