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毅：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主要关切（初稿）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描述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她们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关怀。在这个基础上，说明教会的公开化或具合法地位对于教会及所处社会的意义。

一、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产生 

本文所谓“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一词主要指自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各城市中出现的、承继了中国家庭教会传统的、主要由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构成的一批家庭教会。这里用新型这个字主要是强调这一批的城市家庭教会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产生的家庭教会在这个时期的延续，以避免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这个用语中“新兴”可能带来的误解：即好像这些教会是在传统家庭教会之外产生，与传统城市家庭教会相并立的那种理解。

我十分同意高师宁教授的观点，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在90年代的产生，与80年代农村家庭教会的发展可以说是平行的，即基本是各自的发展，中间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这些教会还是与传统的城市家庭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下面的要点不在于说明这种关联性，而侧重于说明这些家庭教会在这个时期的产生，有着本土社会文化方面的历史根源。

1、80年代末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

李泽厚先生所概括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两大主题：启蒙与救亡。自“五四”开始的启蒙思想主题，由于30-40年代来自外国侵略而带来的国家存亡的危机，而很快被救亡主题所替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思想复兴运动可以说是“五四”以来开始的、这200年来寻求思想解放、探求中华民族与世界一同进入现代这一历史大潮的继续。但众所周知，这个思想复兴运动在80年代末遭遇到严重挫折，启蒙的主题再次重蹈了过早夭折的命运。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被转向单纯发展经济的轨道。

这在中国思想领域造成的结果就是：旧的中国传统的东西被拆除掉了，而新的思想的资源与规范则尚未建立起来。而这种处境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分化就是：虽然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倾向是转向日常经济领域，但在现代化大潮的推动下，城市中知识阶层开始以自己个人的方式去寻求精神的出路。所以90年代城市新型家庭教会产生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就是：以一种个人而非社会运动的方式，寻求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出路。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具体地表现为如下的讨论：人文价值的失落，及对终极关怀的寻求。

为什么会在宗教（特别是在基督教）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出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包括中国传统宗教，在“五四”运动中经历到现代化大潮的冲击后，还没有在这个大潮的洗礼下重生出来，尚未完成其以一种新的形态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基督宗教是经历过启蒙运动的一种宗教，它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成为人类精神共有资源的一个部分。它蕴藏在人们所遇到每种新的思想形态之深处，生存哲学、科学与民主、文学与艺术等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蒂利希说人的终极关怀存在于人类精神的深处，会通过思想及文化的各个方面表达出来。所以对终极关怀的寻求让知识群体遇到宗教，这在某种意义上表达出思想探求的深入。

这里，“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自愿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表达出的已经不是一个“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更多地是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与人类共同遭到的现代性的冲突。所以90年代城市知识阶层在基督教中找到是，在现代生存处境中，在一种对终极关怀的寻求中，所找到的安身立命之本。

、改革与转型带来社会张力

改革与转型特别在城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生存上的张力。张力带来焦虑；而宗教是对付焦虑的基本方式。

生活稳定性的失去。以往稳定的终生的工作现在被不再稳定的工作所替代；多年稳定的单位小社会被不熟悉的大社会所替代；过去处在同一社会阶层或处境中的人现在变成了不同阶层的人，过去的同事或者朋友现在变成了老板。

价值观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的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改革完全被压缩到经济领域中而特别表现的特别明显。实用主义替代了理想主义，物质与金钱替代了精神与情感。

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的第一波表现并不是农民工进城，而是大量从农村考入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的这一批知识青年。他们在经历了长时间高考的刻苦努力后，终于有机会进入到城市高等学府这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有些人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经历到以往理想的幻灭；有些是进入到工作岗位后，经历了人生方向的迷失。

生活领域的快节奏变化带给人的是心理的焦虑。焦虑成为这个时期城市生活的基本特征。以上这些社会变化对一个正在经历社会改革与转型的国家来说是正常的，但问题是年青一代却缺少去面对这个改变带来的人生危机的思想资源。不排除一些人确实在通过物质追求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一些人通过修炼各种气功或者参加秧歌队来排解心里的焦虑；但也还会有些人选择宗教来解决内心的焦虑。

、开放带来的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带来对外的文化交流。虽然中国向外开放的主要是经济市场，但90年代的与世界的交流毕竟与10-20年代有了明显的不同。10-20年代多数中国人还只能够从书本上了解外面的世界；人们在书本上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不过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而已。而在90年代，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也有机会去国外留学。当他们进入到似乎是另一个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的时候，其实多数中国的学子首先遇到的不是德先生或赛先生，而是宗先生（宗教）。宗教生活及其留在那个世界各个方面中的印记给很多中国学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不难理解城市知识阶层中的不少人是在他们在国外进修期间归信基督教的。

其实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当现代交通及通讯技术把这个世界变成地球村的时候，当中国人更近地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发现德先生与赛先生不过是西方文明这棵大树上的两个果子。随着了解的加深，现在人们不仅看到这两个果子所依托的大树，也看到了在这棵大树中依旧流淌着的宗教的汁液。这改变了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他们不再是戴着《牛虻》中主人公的眼镜以一个极端革命家的眼光去看待现代世界中的宗教。一个祛除了宗教的现代社会不过是书本上传递出来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基督教不一定在某些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据中心地位，但它在这个文明中确实占据过并且仍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当这个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成为人类共同遗产之际，对基督教的了解成为对这个文明有更深认识的前提。

这也就是汉语基督教研究在国内学术领域逐渐兴起的主要背景。由于中国学术界与教会界在90年代基本上没有往来，而从事汉语基督教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也非信徒，所以汉语基督教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知识群体对基督教认识上的转变是一个学术思想领域的事件，开始即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宗教性的。但这种研究毕竟改变了不少人将宗教看作是鸦片或者病毒的看法，看到了它对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20世纪上半叶向现代转型时在教育、医药、出版及慈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新型城市教会的主要关切

从构成上来看，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信徒及带领者基本上以年青一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信徒为主。对于这些信徒来说，他们对现代自然及社会科学知识都比较了解；有较为明确的追求人生意义的意识；不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同时也关心社会的公共事务。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会确实显示出前一个时期明显不同的特征。这里，从构成、性别、年龄或者受教育程度等统计学因素来描述这些教会的特征，还属于对这个群体的一些外在的描述。本文试图从其表现出的三种主要关切方面来描述这个群体的特征。

1、教义关切

主要是受到多数信徒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多数信徒来到教会中并不只是满足于感受到某种不一样的气氛、单纯地祷求祝福、或者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而同时表现出一种对于教义的关切，即对所信仰内容的兴趣与深入了解。这种关切不只是在某些信徒身上表现出来，在教会这个群体中也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种关切。

（1）主日学、读书小组、图书馆

从个体层面来看，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在教会中成为一个信徒之前，倾向于会用更多的时间来了解这个信仰。如果这样的人由于某种原因已经成为了信徒，他也会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来理解他的信仰。对于大学里的学生，查经小组或者读书小组可能会更加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型的家庭教会十分重视成人主日学（星期天在教会中上的一种与基本教义或者神学有关的课程）、学生的查经小组或者读书小组、以及教会工人神学训练的主要原因。

虽然一般家庭教会都十分重视研读圣经，但在此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神学学习却并非所有家庭教会都有兴趣的。只有在一些新型的城市家庭教会中，才可能是多数会众感兴趣的对象，并在成人主日学中或者生命造就课程中给予讲授。而且在一些这样的教会中，也出现了教会图书馆，及一些相关的读书小组，表明信徒的关切不只是限定在一些释经书或者基本教义方面，而是涉及到与信仰有关的包括恋爱婚姻、人际关系、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

（2）教会信约

从教会层面来看，教会对教义的关切主要体现在其对自身神学立场的关切上。这是教会开始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成熟体现在，当教会面对自身的处境，试图去处理所面对的问题时，教会希望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原则，而不是盲目地凭着个别带领者的感觉去处理。更具体地说，当教会是在一个团队或者集体的带领下运转的时候，一些比较清楚的神学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样，这个团队才知道在哪些原则下来进行相互配合。这个意义上，一个团队是由于他们共同的神学理念而将他们凝聚起来，由于其公共持有的神学理念而成为一个共同体。

这种共同的神学理念是通过一个教会的信仰告白体现出来的。中国家庭教会（主要是农村的大团队）在1998年曾经发表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告白。但对于大城市的新型家庭教会来说，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之后，一些教会开始形成自己教会的信仰告白。虽然这些信仰告白的内容可能相差不多，但能够清楚地表白自己的信仰立场，以及有这种需要表白自己信仰立场的意识，就已经表达出教会对于教义的关切。

（3）转向改革宗神学

在对教义的关切中，在新型家庭教会这个群体中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即相对于老一代家庭教会的神学传统来说，新型家庭教会有了一些新的神学思考，他们在神学方面正在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对于老一代家庭教会来说，其神学传统形成于上世纪的20-30年代。简要地概括，主流有两种神学的脉络：敬虔派的传统与灵恩派的传统。而在此基础上，有些新型家庭教会更多地受到改革宗神学传统的影响，而对改革宗神学思想有更多的探索。这个倾向既与这些教会对于教义的关切有关，也与改革宗神学自身有追求教义系统化的倾向有关。

当然，对于改革宗神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兴趣，并不意味着新型家庭教会倾向于全盘照搬这个宗派的神学理论。而是说在原有敬虔派、灵恩派神学传统的基础上，现在又有改革宗的神学传统被关注到，使得中国教会的神学视野更加扩大了，其进行处境化神学思考的空间增加了。这更加有利于中国教会处境化神学的发展。正如上面所说，一个教会神学理念的形成不是照搬某种现成的宗派神学传统的结果，而是在其本土处境中进行实践探索的结果。

（4）城市教会中出现异端的可能性

就是在这个方面，显露出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危机：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新型城市教会在扩大，其教义关切在多个层面日益增强，但另一方面，受到现有体制的限制，其神学教育方面又跟不上这种城市化教会的发展，跟不上教会群体对于教义的关切。于是，某些人或者教会在进行本土神学发展的探索中，就可能用人的思想编造出一些非基督教的理论出来。就是说，对于城市教会来说，不仅有产生异端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及危害性并不次于农村。

基督教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是一个要严格依据圣经典范及教会传统的宗教。一种神学理论如果违背圣经正典，或者离开了教会历史上形成的信经与信条对于圣经正典的解经途径，那么就会被正统教会视作是异端。而无论是就已经形成了二三千年的圣经正典来说，还是就已经存在了二千年的教会历史来说，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与学习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是防范异端产生的重要方面。

我相信，尽管受到目前体制上的限制，城市家庭教会还不能公开合法地办自己的神学院，但绝大多数教会还是会遵循圣经的原则及教会的传统，通过自己的神学教育方式，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自己本土处境化的神学探索。但出现异端之危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一旦在城市教会中出现一种异端，被一个善于思考和构造理论的人构造出来的异端思想，其危害性可能会更大。而且不只是危害到教会，同样会危害到这个社会。

2、自主关切

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出于其信徒成员的年轻化及高教育程度，也表现出明显的自主性及参与 性的特征。我们可以把这种自主及参与意识称之为自主关切。这种关切也通过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

（1）分工、会堂模式

对于传统的家庭教会来说，一方面其聚会的人数较少，可能只有20-30个人；另一方面，多数的会众会满足于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只是来听道的地方。他们较少主动地参与教会其他的活动。教会的活动也比较单一。

而对于新型的城市教会来说，虽然讲道仍然是教会的重要活动，但不少年轻的会众也把教会当作是他们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个能够展现他们恩赐才能的地方。因此，会众主动参与教会的第一个重要表现是，不少人愿意主动地在教会中寻求能够发挥自己恩赐才能的事工来做。这使得现在的城市家庭，单从社会角度来看，更像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其中有像歌唱团一样的唱诗班，有适应不同年龄及教育层次的神学教育体系，有各种年龄的儿童主日班，有适合于单身、妈妈、老年、学生等各种人群需要的团契，有各种读书、多媒体、体育活动等兴趣小组。

由于有多项活动在教会中展开，因此教会内的分工就变的十分重要。其实这种分工的出现开始经常是自发的，在于参与的个人想要发挥自己在某个方面的才能，从而推动了教会在这个方面的事工的开展。

上述的变化，使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由传统的家庭团契式聚会向一种会堂式教会的模式转化。教会的结构及功能更加扩大和整全，更加接近一个多功能的教会，而不再是一个单一事工的团契。

（2）教会章程

在教会层面上来看新型家庭教会的自主参与意识，其主要表现为，当更多教会部门的同工进入到教会的事工中时，他们关切是否有一个制度或者章法可以遵循。教会规章的出现，既是教会向堂会类型转型所不可少的，也是其作为城市堂会型教会成熟的表现。

教会规章的建造成为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当下的一个重要挑战。过去的几十年来，城市家庭教会因为其在家庭中聚会的规模有限，经常只有20-30个人，因此其组织方式的问题不是什么问题。但对于现在经常有数百会众的教会来说，其组织制度上的问题就突出出来。在上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中国教会的宗派背景基本上被涂抹掉了。因此，对于大陆的家庭教会来说，基本上是要从自身的处境出发，重新进行规章制度上的建造。

这样一个制度建造的过程，开始表现为大家意识到需要有一些规章制度，而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时仅由某个带领人照他当时的想法去做。事务的处理需要有原则与章法，使得一个同工的团队能够照此原则进行合作。

这种制度建造的结果主要体现为教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书面化落实。不过，落实到文字上还只是制度建造的第一步。制度建造不是几个教会的同工凑在一起起草一份似乎可有可无的教会章程就算了事；也不是大家习惯于按照一个章程来照章办事的过程。这是一个团队按照章程进行磨合，以致达到意识更新的过程。这样一个意识的更新主要体现在：每个人都切身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界限，意识到自己需要这个身体中的其他肢体。每个人学习到的不只是按照章程要顺服，而是因为自己的界限意识而从内心中去顺服。

（3）自主意识

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有比较强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主要有两种表现。

首先，从对内的角度来看，会众主动参与的表现在于：他们更加关注教会是怎样运转的，其中的一些事工是怎样开展的，教会的钱是怎样花的，教会的专职人员是否享受了合理的待遇。当然这些都是会众生命成熟的重要表现。就是在这个关切的前提下，不少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将会友大会看作是教会运转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新型城市家庭教会有比较强的自立意识，即相对于其他相关机构（比如“三自”爱国会）的独立，特别是相对于海外教会及机构的独立。这种自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些教会在经济方面是完全自立的，不受海外教会及机构的资助。这与大城市中新型家庭教会成员的收入多为社会中等水平有关。

（4）教会自主治理中的张力

随着城市教会规模的扩大，教会的治理模式亟待建立。这其实是城市家庭教会的危机之一。如上所说，随着教会规模的扩大、会众构成的变化，教会公开透明、有更多同工参与的团队式治理模式成为明显的需要。但受家庭教会传统治理模式的限制，这种治理模式的建立与转型过程存在着诸多的张力。

在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当时家庭教会所处的极端困难的处境，多数家庭聚会的人数较少，也处在较为隐秘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教会经常是由一个人来带领，他可能需要随时做出各种决定，而决策的过程及机制也是非公开的。这种生存处境决定了多数家庭教会有一种“家长制”的治理模式。一旦当教会的规模扩大，这种家长制模式很容易变成一种金字塔式的、带有权力过渡集中特点的主教制模式。而这种模式其实与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基督教新教的主流治理模式并不吻合。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治理模式来自于改革宗，即长老制与公理制的模式。这些治理模式虽然不会完全照搬到中国的社会文化处理中，但其制度中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民主”、对专权可能产生教会腐败的制约、有制度透明化的治理原则，还是有借鉴的意义。

在一种无法律地位的压力环境下，权力更为集中的主教制有更多存在的理由。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关切

就新型教会中多数信徒而言，与其以往所受教育程度有关，他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领域有更多的了解；与其在教会中受到的神学教育有关，他们也更倾向于把自己的信仰与自己在社会领域中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当信徒将信仰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就构成了其信徒个人的社会关切。当教会将自己的社会责任与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社团地位联系起来的时候，形成了教会的社会关怀。

（1）专业，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

就信徒个体的层面来说，个人的社会关怀的表现之一，即对周围认识之人，如同事朋友邻居等，表现出的关心方面。这种慈善意义上的关切，每种类型的教会都十分普遍。而社会关切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的本专业领域活出基督信仰的基本精神，这个方面更能表现出新型家庭教会的社会关切。比如在法律、商业、学术、文学艺术、网络、辅导等领域，成为信徒的专业人士会以基督信仰所带给他们的敬业精神投入到自己所在的领域中。从事法律的基督徒律师会更加注重社会的公义问题；从事商业的信徒商人会更多地表现出诚信的精神；从事思想研究的基督徒学者不会回避进入到其研究视野中的宗教问题；而从事艺术创作的基督徒作家因对人罪性的认识而对人性有更深的刻划；而心理、家庭、及婚姻方面的辅导则更能够从基督教思想的资源中找到很多深刻而不因时间失去其价值的辅导原则。

其实将信仰带入到人的专业领域是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在路德与加尔文那里，这个观念表现为“天职”的观念，即信徒在这个社会中无论从事哪种工作，都应将其看作是上帝对他的呼召。换句话说，他从事这个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为了实现自己事业的成就，而是出于上帝在这个领域对他的召唤，在这个领域中放在他心里的使命。这种天职观使基督新教更加表现出其入世的特征。正是这种入世的特征成就了西方社会自宗教改革之后向现代的转型。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讲的正是基督新教的改教精神与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从个人角度看新型家庭教会的社会关系，其特别之处在于每个专业信徒在其所在专业领域所发挥的影响。因此，这种社会关切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活动，影响到的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多个方面。

（2）教会对社会服务的关切

从教会整体的角度来看，新型城市教会与以往家庭教会的不同在于，她已经有一种明显的社会团体的意识。因此，新型教会的社会关切意识是与其社团意识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一种社团所表达出来的社会关切主要表现在社会服务、慈善救助的方面。在这个方面，教会或者多个教会联合形成的慈善救助机构发挥着公民社会中常有非政府组织的功用，可以成为这个社会中社会服务、慈善救助方面的中坚力量。

在这次四川地震的赈灾活动中，全国不同城市的家庭教会都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特别是那些新型城市家庭教会。这表明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确实表现出其社会关切的意识。教会在慈善救助方面应该是特别能够发挥其长项。当然，社会服务可以涉及多个领域，如社区义工、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方面并非能够靠着一纸行政命令能够做好的，更要靠参与者从心里出来的自觉意识。在公民社会中，教会在这些方面都有着其他社会团体不能够替代的社会作用。

（3）社会关怀中的单一化倾向

在这个方面，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也存在着某种危机：如上所述，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教会层面，教会的社会关怀是多方面的。但这种社会关切很容易被单一化。

在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下，教会的社会关怀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社会服务、慈善救助等方面。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教会在教育、医药、慈善等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在一个无法律地位的压力环境下，教会的这种社会关怀会更多地集中在维权等政治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因素就会被突出出来。

三、结论

1、新型城市家庭教会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产生有着文化危机、社会转型、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文化危机与社会转型又是更为主要的内在原因。这表明思考城市家庭教会问题依据的参照系不应当是中西文化的对立，而应当是传统与现代的参照系，即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不同地区的文化如何经历现代性的问题。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思考宗教问题需要承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

2、如果我们从上述三种关切的角度描述新型的城市家庭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新型家庭教会群体对于中国社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教会有其大公教会的立场，会在这个基本立场上表达其社会关切，因而不会也不应与任何国内国外政治机构的立场相一致。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应当被非政治化地看待。只有当它被非正常地、长期处在非公开、不合法的处境下，它本不当有的一些不利因素才会突出出来。

（本文原载自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基督时报蒙作者允许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