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牧师： 【5.06每周牧函】清教徒或归正式的复兴

各位“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提前6:11）的弟兄姊妹，平安。

 

过去一周，我和师母离开你们，去台北参加中国福音会举办的研讨会，“属灵复兴运动在中国”。我的论文《属灵传统与世俗主义: 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其中讲到“清教徒或归正式的复兴”，摘录下面一部分，和你们分享。

 

钟马田牧师评论说，“复兴从定义上来说，是指让正在沉睡、毫无生气、几乎濒危垂死的教会众肢体充满生气，变得活泼，醒觉过来”。并因此吸引大量的未信者进入教会。他在论述1620年的英国复兴事件之后说，“可是在1860年以后，这样的复兴就不常见了”。我试着从大历史的处境出发，列出19世纪中叶之前的“清教徒或归正式的复兴”与19世纪晚期之后的“决志布道式的复兴”，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对比：

 

一、归正式的复兴建立在认信的教义与神学规范之上。16-17世纪的信仰告白运动，使复兴建立在圣灵藉着圣道强烈、迫切而有力地、对世人的呼召之上。换言之，归正式复兴对福音真理的神学确信度的依赖较高。但约翰·卫斯理开始淡化对上帝主权式恩典的敬畏，芬尼则公开否定《威斯敏斯特信条》，复兴的呼召对福音真理的神学确信度的依赖直线下降，带来普遍的反智主义，和对改教遗产的挥霍，及越来越强烈的对个人主观宗教经验的依赖。

 

二、归正式的复兴建立在教会成员生命更新的活力之上，教会在恩典中不断成圣，是教会吸引和呼召未信者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已信群体的复兴（蒙恩悔改，与神和好），就没有未信群体的复兴。但1860年之后的复兴，因着特别针对未信者的布道与决志的运动和事工，越来越成熟，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与教会会众的崇拜生活相剥离。复兴更多地指向外在的、教会的增长指标，而对教会成员的圣洁生活的要求和依赖开始降低。不夸张地说，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即使教会的离婚率不断增高，教会仍可能在布道运动中经历“复兴”，收割下一批庄稼。钟马田说，以前人们会自然地想到复兴，他们说，“让我们在神前面来一次大悔改吧，求神复兴教会”。但“现在，当教会软弱的时候，人就想到去成立小组，举行布道会，并以宣传工作去推动，而不是本能地退到神面前忧伤，为教会复兴祈求”。

 

三、归正式的复兴发生在世俗社会的大转型的前夜，或与之同步。如果我们将福音的复兴界定为神国在人心和文化中的扩展。如果我们依然相信神是一位主权的、自证的、自启的神，相信“这世界是超自然力量的战场”，那么，我们所定义的“复兴”一旦发生，就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因此，立足于认信之教义和会众之更新的改教运动，清教徒运动，及第一次北美大复兴，都随即在信仰、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促成了整个世界的人类生活模式的范式转移。但芬尼之后的复兴运动，已逐渐失去这种对世界之精神的影响力。换言之，对欧美社会而言，1860年之前的复兴是对世界的属灵“攻势”，1860年之后则转为属灵“守势”。我们不得不承认，最近100年来，是世界潮流影响着“复兴”潮流；而不是“复兴”潮流影响着世界潮流。

 

 我们转而观察教会在中国的情景。一则，福音来华已两百年，教会尚未在社会取得合法地位。二则，鸦片战争至今快两百年，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现代社会之转型。三则，教会在中国之磨难辗转，与中国文化社会政治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彼此相伴，已近两百年。但世俗中国之范式转移，价值中空，尚在左右为难、危机四伏之时。

 

 因此，最关键的研讨题目，也是最急迫的祷告题目，并不是未来的中国教会到底会否成为全球最大的福音派教会，而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与转型，能否成为普世福音派教会中一支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或者说，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是否只是19世纪末以来的奋兴布道运动的一部分，只是当代福音派教会接纳多元主义、淡化教义之认信、屈从或至少无力扭转世界潮流的、重感觉、重经验的教会增长运动的一部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忧心如焚的，就是在未来的“属灵决战”中，中国社会完成公民社会的转型之时，就是作为属灵传统之“中国家庭教会”消失之日。

 

我是家庭教会蒙大恩的后辈和其中的一员。我对中国家庭教会这一“不从国教”的清教徒运动，有百倍的委身，万分的热心。常感自己五内俱焚，隐含不住。常求主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免得我“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是徒然无益。为此，这个论题，将会是我一生的呼召、痛苦和喜乐的焦点……            

             

                                                 在你们中间牧养、教导、祷告和流泪的王怡弟兄，201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