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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尼:中国教会实现两个转变的属灵观思考

作者: 杨丹尼 | 来源:基督时报 | 2012年04月20日 03:56 |

学者刘澎以研究者并期待者的姿态,发的系列文章“两个转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为教会带领者提出挑战:教会当如何以长远眼光看当下的行动目标?教会“两个转变”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外一内”的问题。一外,就是教会要向外,从社会边缘的地位慢慢走向社会中心的地位;一内,就是教会内部治理要开放,从个人化管理模式向民主化、制度化管理模式转变。“一外一内”问题是教会发展在战略层面必须应对的问题,解决得如何,是基督能否赢得中国社会的关键所在。这需要重新审视教会的“属灵”观。

对某类“属灵”的传道人,可能会马上驳斥前面的判断,他们会说基督能否赢得中国,这完全在乎神的主权、需要上帝的灵动工、是神的事情。这类“属灵”的带领者,可能愿意付出、有爱心、仰赖神,但在视野上,似乎存在属灵盲点。刘澎文章中揭示的一个现实是:整体而言,社会大众还感觉不到教会的存在价值,基督徒聚会时歌唱的再好听,哈利路亚再响,阿门声再大,形式再怎么敬虔,再如何“属灵”,他们感觉不到。

另一方面从内部看,教会里确实存在一些“属灵”老大,在持守住某些立场的同时,也在其它方面渐渐失去“仆人”的样式。这样的教会从治理上,实际上已经沦为家长制,因着《圣经》研习、神学观念、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带领人的“属灵”盲点,也成为整个教会的盲点。可以说,传道人的“属灵观”决定着传道人群体的形象,传道人如何,基督徒就如何;基督徒如何,教会就如何;教会如何,社会、国家就如何。

对中国教会而言,如果认同这两个转变的重要,要重新检查自以为完全正确的“属灵观”。对中国教会而言,“属不属灵”既是教会行动的动力,还是衡量信徒行为的标准,属灵是一种奖赏,更是强大的教会舆论。一个被戴上“不属灵”帽子的传道人,马上会在信徒中失去威信。同样,一个被认为“属灵”的传道人,其教导、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整个教会的前进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教会对“属灵观”的理解,个体性远远大于社会性。《圣经》所启示的属灵观,没有停留在“个体性”上,其发展重心刚好与我们传统理解的相反,“灵命”的彰显与成长,要通过社会性的接触来实现。

首先,上帝的计划并非终于救赎本身,乃是上帝的荣耀。“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赛43:7)“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弗3:21)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其得救是“个体性”的,需要每个人在神面前认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然而,得救的目的却具有社会性,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一个被改变的基督徒才能彰显新生命的美德,这样的彰显,不是靠喊口号,而是行动。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基督徒若不转向社会人群的需要,爱心就是死的。

其次,个体性读经、听道是灵性成长的手段,不是目的。《圣经》是为“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7)这节经文的“行各样的善事”还是把基督徒今生的行动路线图社会化了,这种社会化既可以是教会内部,更指向外部的社会。得救不是静等上天堂,乃是要作患难之人的好邻舍。(路10:26-37)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心性道德”的追求,其在思念、行为、饮食、功德上的努力,行动者是个体性的,目的也指向当事人的良好感觉。基督徒需要警惕传统文化基因对自己的影响。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在乎遵行神的话。基督徒若不转向社会,其属灵观还是跳不出传统文化心性道德追求的窠臼,面对社会不义、邪恶,不敢做声。“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6:8)

第三,耶稣在世时,常到社会各类人群中。他在世肉身所展示的一生,除了传讲圣道、受难复活外,不乏怜悯体恤病患者的镜头,用超然的神迹医治瘫子、盲者、聋哑人、鬼附者、血漏妇人,甚至关注人身体需要,让五千人、四千人吃饱。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16)耶稣就是今天基督徒效法的榜样,若要跟从他的脚踪行,就不能不到社会中去。

第四,摩西十诫所代表的律法精神,要求人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持受社会道德原则。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太5:17)“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对基督徒来说,履行宣教的责任与使命,就无法不在基本的道德、信仰、精神、灵性等主题上,与社会对话。而这样的对话要展开,首先需要教会带领人具备开阔眼光,了解社会不同阶层的所思所想。

对教会来说,最需要传道人放下“属灵”的面子与架子,去聆听、关注自己陌生的一面,去了解学习未接触过的领域,同时以开放心态接纳比自己更有能力、更有恩赐的人加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也需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不属灵”,把教会完全当成了社会团体,以为凭人的才干、能力、资源、策划,就可以大有作为,忽视基督是教会的头,忽视圣灵对教会的引领。另一个极端是“太属灵”,把教会的一切都交给神,干什么全凭圣灵感动,忽视人的责任、能力、资源,忽视理智的运用和发挥。甚至连祷告都需要战略眼光,基督徒看到什么重要,才有可能为什么而祷告。

对中国教会而言,思考并应对刘澎文章中“两个转变”的挑战,需要教会带领人思维模式的转变,需要放下面子与架子,更需要仔细查考《圣经》,反思自己所谓“属灵”的局限与不足。中国教会需要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去看待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在上帝眼中,教会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重要、更有能力。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在以钱权膜拜的社会心理潮流中,基督信仰能否成为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主流信仰,其所持守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能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

当下的中国教会,不仅从过去的历史中走过来,她当下对“两个转变”的行动与选择,也必将为下一代预备丰盛的属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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