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位地中海基督徒改变不列颠教会之时

原作者按：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基督徒，他们被很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围绕。从那时起，这片“云彩”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在这篇月度专栏文章中，我们将思考过去2000年帮助组成这片“云彩”的人与事。这些人与事帮助组建了今天存在着的基督教会社区。

公元七世纪时，两位杰出人物的工作改变了英格兰的基督教会。这两人既不是出生于英格兰，也不是出于不列颠群岛。这两人分别是大数（或作“塔尔苏斯”，位于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奥多（Theodore of Tarsus），这位也别称之为叙利亚人西奥多（Theodore the Syrian）；另一位是阿非利加人哈德良（Hadrian the African，来自今天的北非）。

虽然对于中世纪早期英格兰及英国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两位的名字是如雷贯耳，但对于英国大多数现代信徒而言，他们的名字是从未听说过的。但是，这两位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基督徒通过通力合作，帮助改变了早期英格兰的基督教社区。他们的影响遍及不列颠群岛。他们两人是具有信仰、知识和影响的出类拔萃之人物。

七世纪时的不列颠群岛

从政治和文化上来说，七世纪时的不列颠群岛是块复杂、分散、多元文化、种族和语言多样性的地区，而且还处于一段巨大的变革期。

五世纪早期，罗马帝国正式结束了对不列颠的统治。在此之前，罗马的政治、军事控制和文化影响一直统治着现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且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苏格兰南部（当时那里还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国家）。

再往北，苏格兰高地从未被征服过（罗马帝国在一世纪晚期尝试过，但失败了），一直处于帝国的直接控制之外。爱尔兰从未被罗马入侵过。在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时期（基本上是从公元43年至410年），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被纳入到一个庞大、多文化的政治单元，其从苏格兰南部一直绵延到叙利亚（有时甚至还更东边）；从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一直延伸到北非和埃及南部。

因此，在哈德良长城（始于约122年）上，可以寻找到叙利亚弓箭手和底格里斯河船夫的身影，他们与来自弗里斯兰（Frisia，欧洲北海东南沿海一带）甚至会是现代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草原的骑兵（指的是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一同作战。

在罗马各个行省当中，城市化是受鼓励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富裕的地方精英们接受了罗马生活方式，还将这种方式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之中。农业生产增加，好供养得起帝国的赋税和军队。来自罗马世界的各种思想在帝国诸省中交汇共存。

五世纪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帝国统治的结束，统一的政治控制瓦解，城市生活（其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急剧衰落）和市场经济随之崩溃。罗马的不列颠行省分裂为一个个进行一连串彼此攻伐的小国。在东部，统治者通过买入“日耳曼人的肌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西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雇佣爱尔兰雇佣兵上面。

来自德国西北部和丹麦南部的定居者似乎是与一度在罗马不列颠开展新生活的领导人同行的。爱尔兰定居者抵达到威尔士西部。而到底有多少移民来到这片土地上，还存在着激烈的猜测。

到了公元600年，现在英格兰中部、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一个个小王国拼接起来的，而在这些王国之中，“英语”逐渐成为主流语言（以“古英语”形式）和文化。文化上，“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逐渐形成，尽管其人口很多还是土著社群的后裔。

在西部和北部，不列颠诸王国（其语言后来发展为威尔士语）抵制移民，但他们获得的结果算是半喜半忧。在帝国久远的边界之外，爱尔兰移民把“皮克特王国”（Pictland）变为“苏格兰”。至于爱尔兰岛，它还是一个个小王国的集合体，其位于东北部的王国与后来成为“苏格兰”的西南部的王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是一段有着活跃力（尽管冲突重重）的改革时代，它也见证了一直延伸到现代的身份认同的形成（及再形成）。

不列颠群岛上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故事

基督教在不列颠有着一段令人遐想连篇的背景故事。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信仰是何时传入群岛的，但很可能是通过来自地中海世界和高卢（今天的法国）的商人首先传入的。目前未有发现正式的传教士探索群岛的记录。约在200年，迦太基神学家特土良（出生于北非）将不列颠收入到基督教已经传到的名单之中。与他同时代的希腊神学家俄利根也写到过类似的内容。

在三世纪的迫害中，不列颠的信徒因为信仰而受难。阿尔班、尤利乌斯和亚伦（Alban, Julius and Aaron）这三位罗马-不列颠基督徒（中世纪早期资料中提到过三人）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因为信仰而殉道的。在313年的米兰赦令颁布后，随着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迫害中止了。

我们知道，三位不列颠主教参加过314年的亚尔帝国会议（Arles in 314，受君士坦丁大帝之命召开，是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先行者），他们可能来自现在的约克、伦敦和林肯（还不能完全确定）。这就表明，到四世纪早期，帝国各个行省内的不列颠基督教社区已经在主教的领导下按照地区组织起来了。391年，狄奥多西皇帝终于在整个帝国之内禁止了所有的异教，使得基督教成为罗马官方宗教。

到了罗马帝国的末期，基督徒（无论是名义上的还是虔诚派）在罗马不列颠的人口中很可能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但是，这些基督徒很可能集中在城市环境中，他们中也有很多是别墅拥有者阶级，也处于这些阶级的庄园、军队和帝国行政机构之中。在农村社会（至少占总人口的90%），情况可能就是混合的，我们现代英语词汇“异教徒”（pagan）就源自拉丁语“乡村住民”。

在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动荡中，随着旧政治单元的解体和改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看不到基督教在今天的英格兰东部出现。新兴的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是异教文化，崇拜奥丁和托尔（Woden和Thunor，两者的北欧名Odin和Thor或许更为人知）及其他诸神明。

在西部和北部，不列颠社群明确信奉基督教，表明他们的文化是帝国时期的后裔，与东部“异教野蛮人”截然不同。他们似乎并不着急去改变这些令人厌恶的外来者的信仰，而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些。

基督教传教士（最著名的当属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基督教传教士从那里将信仰反向传入到不列颠北部，也影响了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者，因为在王朝冲突中，这些统治者经常逃到爱尔兰或受爱尔兰影响的社区（如爱奥纳岛）寻求庇护。传教士通常称这种教会为“凯尔特教会”，但当时并没有这样的独立专业术语或组织，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西方“普世”基督教会的一部分。后世的标签使得这一点变得模糊不清。

597年，罗马教宗派遣的官方传教士抵达肯特。他们的任务是努力让英语王国们皈依基督教；对罗马统治崩溃后存留下来的不列颠基督教社群进行支持；与幸存下来的不列颠教会建立联系，形成一个由新来者领导的统一组织（出于种种原因，这一最后一部分进行得并不顺利）。在爱尔兰和高卢（当时的法兰克）基督徒领导的既有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基础上，官方又开展了基督教皈依活动。不断变化的社区整合中又加入巨大的宗教变化。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代。

两位杰出的地中海基督徒的影响

到了七世纪中期，不列颠岛上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早期英语王国皈依了基督教，但新宗教还未牢固扎下根来；与不列颠教会的争端不断（虽然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决定，在部分关键领域支持罗马教会而非不列颠教会）；教会组织机构还显得非常初级；很多人并未皈依，或是所在地区神职人员单薄；在经文知识、礼仪和领导能力上受过培训的当地人严重不足。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新一任坎特伯雷（该国总教会）大主教于667年在罗马去世，当时的他还未获得教宗的正式授权。

教宗的首选接替人员是阿非利加人哈德良，他是一位出生于北非、居住在意大利的修道院院长。但是，哈德良拒绝了这份工作，却推荐了65岁的大数的西奥多。西奥多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和埃德萨接受教育，也出于这个原因，他有时被称作叙利亚人西奥多。这两人在一生当中都经历过惊涛骇浪。

在波斯帝国征服了大数和其他城市后，西奥多逃离了家乡。紧随着波斯帝国入侵而来的是穆斯林的征服，后者在637年征服了大数。西奥多是在哪一次征服才逃离家乡的，目前还不清楚。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学习后，他搬到了罗马。他算是逃离毁灭性战争的宗教难民。

哈德良是北非人，很可能是位柏柏尔人，几乎可能确定他来自现在的利比亚。阿拉伯伊斯兰教对昔兰尼加的入侵（公元642年至645年）很可能导致哈德良作为难民逃亡意大利。因此，这两人的生活与二十一世纪动荡的世界能产生极大的共鸣。

最后，在668年，教宗将他们两位都派了过去。西奥多在教会管理和政策上提供领导力，而哈德良精通经文，长于管理、说得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将改变新教会的知识基础，为管理教会及带领教会培养候选人。八世纪早期的诺森布里亚僧侣比德（Bede）曾经写道过，哈德良两次访问高卢（现代的法国），所以他可能既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也是修道院院长。事实证明，两人是一对非常成功的组合。

英格兰基督教会的变革

西奥多提供了强力领导，如比德后来评论道的那样，“所有说英语的人都服从”。他积极巡视各个王国，填补空缺的主教位置，还于673年在赫特福德主持了整个英语教会第一次大公会议。此外，他还为各个教区划定了明确的领界范围，在需要的地方建立新的教区。在他监督下制定的教会法、教区结构和教牧关怀，为未来的传教工作和教导新皈依者奠定了模式。

哈德良则满足了后一种需求，他成为坎特伯雷圣彼得和圣保罗修道院的院长，在那儿创建了一所学校。这所坎特伯雷学校教授的课程很广泛：经文研究、神学、诗歌、天文学和历法计算。学校也教授圣乐。学生们（无论其母语如何）都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两种国际学习语言。

西奥多以88岁之龄去世于690年。哈德良在710年去世，享年不详。由于他们的工作，出现了新一代基督教学者和领袖。这些人或是直接受教于两人，如后来成为舍伯恩（多塞特）主教、对传教工作极有热情的亚浩（Aldhelm，去世于709年）；或是受他们的教育计划或他们所教育过的人的影响，如比德和约克的阿尔琴（Alcuin of York）。

约克的阿尔琴后来将哈德良在不列颠留下的遗产形容为“阿非利加绽放出的亮光”。曾经举步维艰的传教事业，如今亦然成为普世教会牢牢扎根的教省。这两位难民因为战争和宗教动荡而逃离家园，之后却被派往不列颠进行改革和重振当地基督教社区，是他们能达成的超凡成就。

文章原载于Christian Today，原作者马丁·惠托克（Martyn Whittock）是一位福音派人士，也是英国圣公会的认证平信徒牧师。他撰写或与他人合著过五十六本书，涉及广泛的历史和神学主题。此外，作为一名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他也为一些出版物和在线新闻平台撰稿，并在电视和广播新闻及讨论节目中接受采访，探讨信仰与政治的互动。

他最新的书籍包括：《特朗普和清教徒》（2020）、《夏娃的女儿们》（2021）、《耶稣：非官方生平》、《末世又来了？》（2021）、《十字架的故事》（2021）、《末世政治学》（2022）、《美国维京人：北欧人如何驶入美洲土地及想象》（2023）。他目前正在撰写《东方维京人：从弗拉基米尔一世到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议遗产之起源》（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