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著名神学家、德国改革宗于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又被译为尤根·莫尔特曼)教授于6月3日逝世于图宾根,享年98岁。他对整个基督教界对三一神学的认识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神学家。
听闻莫尔特曼回天家的消息,全球各地纷纷发出悼念。有人在社交媒体脸书发文称,“我们失去了一位神学巨匠”,也有人称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称莫尔特曼非常温暖、善良、机智、风趣、开朗和谦逊,与他相处的过程让人感受到了上帝的宽广。
中国基督徒群体也进行纪念。有中国的神学研究者评论说:莫尔特曼与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1928-2014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1928-2019 )、孔汉斯(Hans Küng,1928-2021 )以及云格尔(Eberhard Jüngel,1934-2021 )等伟大的二十世纪神学思想家齐名;而莫尔特曼的过世,也代表着新教神学的二十世纪落下了帷幕。
莫尔特曼的生平
莫尔特曼于1926年4月8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成长于一个“开明世俗”的家庭,早年受德国唯心主义和哲学影响较深。
《生命之路》是一部纪念于尔根·莫尔特曼生活和作品的纪录片,该片由中国基督徒潘蕾蕾远赴德国及他晚年事奉过的台湾等地为他拍摄,纪录片配有英语和中文双语字幕。该片展现了他的生平,与妻子之间动人的故事,他的神学与思考以及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力。该纪录片制作者潘蕾蕾介绍说:2019年10月31日,纪录片《生命之路》在外网发布后,引起了欧美学术界小范围内的不小反响。
莫尔特曼在纪录片中分享说“我的理想是研究原子物理。爱因斯坦和海森堡是我的英雄。”但是这样的理想,被战争带来的苦难打断了。莫尔特曼曾参加过二战,在纪录片《生命之路》中,莫尔特曼回忆到,16岁时,一班像他这么大的孩子被调动到防空部队。“我们白天学习,晚上持枪站立守卫,等待英国空军。他们一直没来,但最终还是来了。1943年,汉堡被轰炸了整整一个星期,陷入一片火海。我置身其中,却幸免于难,然而,我周边的很多朋友和同学都死于其中。从那时起,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死去?为什么我活着?”
1945年,德军战败,莫尔特曼和其他德军战俘一同被关押。莫尔特曼曾在比利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战俘营都被关押过,三年之久,这段经历改变了莫尔特曼。
在战俘营,莫尔特曼看到了其他囚犯如何在监牢中心态崩溃,因绝望而生病,死去。莫尔特曼在战俘营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他遇到了一位美国军牧,给了他一本含有新约和诗篇的圣经。莫尔特曼读圣经的起因是因为无聊,但通过圣经的文字,他感受到了内心的满足,透过圣经,他看到了上帝与伤心的人同在——即便是被囚在铁网之下,上帝也与他同在。
在纪录片《生命之路》中,莫尔特曼说:“这么多年的绝望,使我在基督徒群体和超越当下的盼望中,寻找到了信仰。因此,我成为一名基督徒,试着理解我的幸存及生命的奥秘,于是我做了神学家。”
这段难以言表的经历让他开始对神学产生了兴趣。在战俘营中,莫尔特曼幸运的被允许在一个新教神学家营地——诺顿营(Norton Camp)学习神学,这是一个由基督教青年会(YMCA)管理并由英国军队监督的教育营。
目睹战争,以及这段长达3年关押在集中营的经历给莫尔特曼留下了永久的烙印:痛苦与希望同时交织在他的生命中。
1948年莫尔特曼被释放,回到德国后,为了更深的明白真理和寻求信仰,他去了哥廷根大学念神学。1952年,26岁的莫尔特曼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与同门妻子伊丽莎白·莫尔特曼·温德尔(Elisabeth Moltmann-Wendel)结婚。随后,他担任过农村教会牧师,也曾在悟普塔神学院(Wupertal Kirchliche Hochschule)、波昂大学、图宾根大学任教。
莫尔特曼的妻子伊丽莎白在神学上颇有建树,她在女性主义神学领域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2016年伊丽莎白因病过世。在纪录片中,莫尔特曼回忆,“她是我的一生。”在艰难的岁月结束之际,他与伊丽莎白相遇,这是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相遇。“当我遇到我的太太时,就爱上了她,生命的喜乐临到我,从此不再离开过我。”从一开始,这段关系就是一种智识和神学上的陪伴。“我很感谢我的太太伊丽莎白,和她的女性主义神学的发展。”
莫尔特曼的神学特点
莫尔特曼的神学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通常也被称为盼望神学。他前三本书,《盼望神学》、《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以及《圣灵大能下的教会》被称为盼望三部曲,灵感来源就是少年和青年时期磨难带来的痛苦,以及随后对信仰的投身。他擅长在世俗问题中寻找希望,他的工作以末世论为基础,着重于复活带来的盼望,并强调上帝对世界的神圣之爱。因为他认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上帝与世人同感痛苦,即使在当今的许多悲惨事件中,上帝也因之而痛苦。他的神学也帮助了很多基督教神学家重新思考教会和这个世界的希望。
莫尔特曼的神学观点对三一神学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传统的理解中,三位一体的关系有顺序:圣父-圣子-圣灵,圣父高于圣子,圣子高于圣灵。但这样的顺序在莫尔特曼的社会三一(Social Trinitarianism)论中被打破了,这种顺序变成了可改变的且是持久的三一团契,在这个可变的关系中,不再有附属的关系,只有自由之中的成熟之爱,并且三一神的三个位格是平等的关系。 十字架神学是莫尔特曼神学的中心主题之一,也是理解这种三一上帝关系的切入口。莫尔特曼采取自由的三一团契进路,意味着这种关系不再是主仆的关系,也不是父子或父女的关系,而是朋友的关系。
在莫尔特曼看来,在圣灵的国度里,三一上帝的朋友关系才能保障人的尊严与创造性的生命。从圣灵的视角来看,三一上帝关系是满溢着爱的团契,是自由的、开放的团契,任何一个活在其间的生命都将被赋予自由起舞的权利,能活出有创造性的生命。三一上帝在平等的位格关系中,在爱和自由的团契当中,创造出永恒新生命。
莫尔特曼的神学将神学与当代世界的问题,需求和见解融合在了一起。英国剑桥大学雷德利学院的教授理查德·包衡(Richard Bauckham)这样描述莫尔特曼:他的作品也在不断前进,在每个阶段,他不仅重新思考主要的基督教教义问题,还将它们与当代世界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重要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大屠杀、医学科学的进步、女权主义、生态问题、宗教间对话)。
莫尔特曼对中国的影响
莫尔特曼是他这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除了多产的神学书籍(被翻译成二十种语言)之外,也得益于他常年在世界各地孜孜不倦的访问和演讲。莫尔特曼的神学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中国。
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在纪录片《生命之路》中回忆:2010年,他曾与莫尔特曼一起参加一个在北京举行的近3000人参加的大型论坛,莫尔特曼是论坛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与会者中大部分人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基督徒。莫尔特曼在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其基督教神学的所有重要特征都清晰可辨。演讲结束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鼓掌致敬。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也在在纪录片《生命之路》中分享了莫尔特曼神学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中国如此重要。它是一个去中心的、开放的神学。莫尔特曼所发展的生态神学,有一个原创性的观念,即它也是一种政治神学,关于人如何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公正复制到自然界中。这种态度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很有价值。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可以鼓励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一同思考,最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一个共同的经验。这可能是一个创伤事件。对于莫尔特曼来说,这个经验是二战。这种创伤反过来会催生出独立的思考,甚至是逼出来的思考。杨慧林引用了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话:“我们被逼着思考。”
在这一背景下,莫尔特曼与汉语基督教研究所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甚至在研究所成立之前,这种合作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本翻译过来的书是1994年的《被钉十字架的上帝》。80年代,盼望神学在香港就已经非常有名。香港的神学家温伟耀教授在纪录片中回忆到,他在英国学习过德国哲学,因此能够在香港通过写作和教学,介绍莫尔特曼的神学。
汉语基督教研究所所长杨熙楠在纪录片《生命之路》中讲述了他们与莫尔特曼长期而富有成果的合作经历。他提到,莫尔特曼近年来研究了老子的《道德经》,并尝试将这一资源运用于他的神学思考中。就这个主题,莫尔特曼谈到了《道德经》与圣经之间的邻近关系:“我在台湾做了一个讲座。我在指导一位博士生研究《道德经》对自然的理解和圣经对创造的理解。我看到,统治者必须为人民服务,怜悯和忍耐是主要的美德。”莫尔特曼与汉语基督教研究所的合作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在他的帮助下,中国神学界已经出现了一批青年才俊。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旭教授在纪录片中提到,在20世纪下半叶,莫尔特曼的神学还启发了解放神学、民众神学、韩国神学、东南亚和台湾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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