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跨越社会时差

时差本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是因为地球的自转而引起的不同地区，所经历的太阳日出不同而出现的时间差异。如上海时间与乌鲁木齐时间相差两个小时，上海已经日出，乌鲁木齐还在深夜，上海已经日落，乌鲁木齐下午的太阳还在当空。人们从一个时区到另一个时区，往往需要倒时差，上海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乌鲁木齐可能十点才上班，晚上七点才下班。

社会也有时差，这个时差不是指时区，而是时代，是不同的时代观念，在不同的人群或者环境中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从而产生焦虑。这样的社会时差正在我们的群体蔓延。这种焦虑尤其在教育中尤为突出。

看过一个北大教授的故事。教授是搞教育学的国际知名专家，有着美国博士教育背景，又是北京大学教授，因此他和孩子之间有段时间有着强烈的社会时差。

教授生于东北农村，家境贫困，学校也是农村学校，教育条件简朴。按照教授的说法，他的父母在他学习上从未过问，完全放养。不是不问，而是父母接受教育程度更低，加上大家都忙着生产，根本没有精力顾问孩子学习。他小学开始调皮，无心学习，成绩中等水平。后来到了初三，突然醒悟，发奋一个学期成功进入县重点高中。他天资聪慧，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因此稍作努力就能成为学霸。至此之后，顺风顺水，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之后进入美国顶尖大学攻读博士，回国进入北大做教授。然后娶了同样北大毕业的妻子。

教授在四十岁生下女儿之后，就采取放养的教育方式。因为这是他和妻子共同的成长经历。孩子读幼儿园，也同样没有进行超前教育。他们没有给孩子报过任何辅导班，与那些动辄十个班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就是玩。

孩子六岁进入北京大学附中，这是海淀区最好的学校之一。开学三个月之后，第一次摸底考试，女儿全班倒数第一，而且分数比倒数第二还相差很多。这让做北大教授的父亲如晴天霹雳。家长会上，老师开始数落孩子的问题，英文不会读，语文不会写，数学不会计算，和那些其他班级孩子比，相差太多。经过了解，班级大部分孩子在幼儿园就上了辅导班，有的孩子一年级就已经会背一千个单词了。

从小就聪明伶俐的教授，无法接受孩子竟然这个水平。本来孩子上学可以坐校车或者开车，他骑自行车，这样在路上可以给孩子复习英语。经过一个学期的恶补，孩子功课勉强能跟得上。但是孩子出现厌学迹象，每天都顶着巨大压力，学习没有动力，只是爸爸在推着走。妈妈看到这个情况，觉得这样下去孩子会很危险。

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自己的焦虑。他焦虑的不仅是孩子和自己相比有如此大的差异，还焦虑孩子将来会社会阶层掉落，由他现在上层掉落到底层。但后来他也想通了，与其逼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接受她的平庸，接受现实的孩子，比制造焦虑更加重要。因为健康和快乐，人格健全和人品才是左右她一生的关键因素。

在教育中，我们最大的焦虑往往来自社会阶层掉落。孩子考试一旦没有考好，就会焦虑孩子将来这一生怎么办。这一观念其实是一个传统社会的观念。在古代士农工商的阶层，在八十年代城市人、吃公粮的人与农村务农和农民工的阶层区分，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不希望孩子掉落到底层，成为打工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孩子是否快乐。这就是问题“现在有条件了，教育为什么还那么辛苦？”的背景。我们对教育的辛苦，是希望孩子居于歧视链的顶端。然而，对于孩子来说，将来即使成为底层的工人，自己有个健康的性格，能从生活和工作中找到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健康的人品，良好的人际关系，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些难道不重要吗？那些身居高位，挥金如土的人，他们同样有他们的空虚和烦恼。

那个依靠教育这个独木桥改变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健康和人格，这才是幸福的根本。

这样的社会时差在当下的基督教中同样普遍存在。

在八十年代的农村，医疗和教育资源都很紧张，那是一个贫穷的时代。因此，那个时代要求大家压抑自己的愿望。不能在吃穿上有过分的要求，解决温饱的底线就好了。因此，那个时代的基督教教义偏向保守，偏向属灵，强调与世界的距离，让信徒安心呆在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安全区域中。那个时代强调信耶稣的医治，有许多信耶稣得到医治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基督教兴旺的见证。

然而，今天与过去那个节俭时代已经不同了。今天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时代发展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舒适生活的空间。今天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不再是父辈的节俭，而是享受。如此一来，两代人不同的观念开始冲突，这样坚持传统观念的基督教无法吸引年轻人，而坚持现代观念的年青年也不愿进入基督教。

正如我们到一个地方需要倒一下时差一样，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也需要倒一下时差，用新时代的观念来与新时代的人对话。这不是改变了信仰，信仰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信仰引领着每一个时代的精神，她是精神的内核。

信仰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有爱，不仅爱邻舍，还要爱自己。爱才是永恒，不会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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