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 ：启蒙运动的底气在哪里

杜先生谈到启蒙问题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所谓的心态对理念，认为启蒙不是理念，而是一种心态。杜先生在谈论启蒙的时候也常谈到宗教问题，特别是基督教在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想，一个没有理念的心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冲着任何一个东西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是什么样？这就引申出来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就此发表点想法。

我们在谈论启蒙的时候好像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生存的出发点在哪里？近代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我愿意借用杜先生用的“心态”这个词，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这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在一千多年的传统中树立了一种叫权威解释的东西，（或称权威思想、权威学说。）这个所谓的权威解释主要是一种对基督教圣经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世界的看法。我们看到，路德起来反对这个权威解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面对圣经，我们每个人的解释都是平等的。当然，这涉及了怎么样去理解路德如何能够反对那么强大的，占主导地位一千多年的圣经权威解释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进一步展开。我想谈谈那帮启蒙运动主义者，他们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勇气（或心态）去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权威学说？或者可以这样看，这帮人走的是一种所谓的人文主义路线，他们究竟站在哪个出发点上？换句话说，我们说话是要讲究底气的，他们的底气究竟在哪里？不难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底气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在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意识形态压力下，如果只是说说而已，那只是边缘化的声音；在边缘化中，一两个人说说没有关系，发发情绪骂骂都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种运动，我们就要搞清楚他们的底气在哪里。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底气。如果他有底气，他说话时就觉得他所占据的出发点要比当时以权威解释作为出发点要高。

我最近的阅读和思考引发了这样一种想法：近代启蒙运动那帮人在反对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时所依据的底气和儒家直接相关的。基督教传统不可能允许他们这样说话。我在北大的时候是搞古希腊，一直在教柏拉图，在美国的时候则是做基督教哲学史方面的东西；我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是《自由概念》（The Concept of Freedom），是2002年出版的，也是理这条线。我一直在注意西方人在想问题的时候究竟从哪出发的。我发现，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不可能养成像卢梭这种人，不可能养成像康德这种人。康德晚年发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部分发表后，马上收到了当时的国王的警告，说你这么受尊敬的学者怎么能写出这样反对我们传统思想的著作。康德在那本书上谈论的是说我们的心灵何以能够改变，认为人的善良意志是心灵改变的基础。这种说法否定了当时的基督信念：人性在堕落后完全是恶的。康德可以说冒着他名誉上的危险，冒着他职业上的危险，硬是不顾国王的警告出版了本书的后两部分。这后两部分都谈的是，我们要改变一种心态，出发点究竟在哪里面？他说，只要在绝对自由的基础之上，我们是可以改变心态走向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