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晖:新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形象

  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其在中国拓展的历史可谓峰回路转，跌宕起伏。进入二十世纪后的中国教会更是血泪斑斑，然而神的道却不受捆绑！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相当令人瞩目的经济方面的变化，但在法律、民主、自由方面，进展却极为缓慢，道德方面可谓世风日下。

 

    随着大环境的改变，中国教会也必然随之有些变化，然令人惋惜的是，教会似乎除了经济方面有所好转外，在教会体制上，信徒素质上，包括信仰常识，圣经知识和圣洁操守上，和30年代比较起来，无明显进步。

 

    我个人认为，教会的复兴和神的道的复兴是紧密相连的，正如使徒行传中，每一次提到教会复兴时，皆提到神的道兴旺起来，而神的道的复兴，和传道人是分不开的，没有传道人和讲台的复兴，就没有神道的复兴，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会复兴。

 

    今日，中国家庭教会存在的诸多弊病，虽然和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分不开，但这些弊病和问题，和因传道人本身的素质所造成的影响也是紧密相关的，不可分割的。当我们从不同时代的传道人的形象来了解传道人的素质时，就不难发现今日教会诸多问题根源的所在。

 

    如同在灵修神学发展历史中，教会在每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属灵记号一样，在新中国短短的几十年中，也有几个不同的主要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传道人的第一个形象：囚犯

 

    二十世纪初期，是中国教会的黄金时期。我们先来看看那些时期传道人在未逃离中国、未进监狱或未死前所作的事。

 

    首先，他们在谋求教会真正的“三自”。

 

    在今日，家庭教会中的许多人一提到“三自”便谈虎色变，但其实三自绝不是由某党新发明出来的。早在主后1877年的全国传教士会议上，宁波长老会的白达勒(John Butler)已提出自主、自养、有本地牧师的教会，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国的最大保证，同时中国人对基督教是洋教的抨击也会减少。在主后1890年的传教士会议内，中国教会的自养问题已成为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主题。在主后1907年的百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更通过传教士最终要建立一个完全有自主权力的自治及自养的中国教会的决议案。可见，三自不仅是中国信徒的要求，也是来华传教士的共识；此名词日后如何被误用是另一回事，总不能抹煞此要求的迫切性。

在民国以前，一些中国信徒已建立起若干自立教会，包括厦门由英、美两个长老宗的差会所开设的教会，在主后1862年后成立以华人为主的自立闽南大会；主后1881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开办的福音堂；以及在第二十世纪开始，有部分地区的基督徒脱离原来所属的宗派，在北京、天津、烟台、济南、青岛等地，逐渐建立起当地的中华基督教会(这与1927年由长老、公理、伦敦等宗派合并而成的中华基督教会并无关系)，并欢迎所有宗派的华人信徒参加……等。 

 

    不过最重要的，仍推主后1906年由上海闸北长老会堂俞国桢牧师发起组织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了。该会以完成华人自理自养为目标，得到各地基督徒的响应。至主后1920年，全国共有十六省、189个自立会的会所；并于同年6月，召开第一次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组织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自立教会发展至顶峰时期共有六百多间教堂；但因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困难，在三十年代逐渐萎缩，至主后1935年仅剩下二百多个堂。

 

    民国以后成立的自立教会就更多，规模较大的是真耶稣教会及聚会所。真耶稣教会成立于主后1917年的北京，创办人是山东长老会的张灵生和张巴拿巴，以及伦敦会的魏保罗。他们深信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基督教会与圣经相违背，因而开始独立传教，并建立教会，称为真耶稣教会。最初仅限于河北、山东二省，后遍布华南华北等地。主后1926年该会成立总部于南京。教会发展非常快，至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教会及祈祷处共有一千处，信徒约八万人。

 

    聚会所由倪柝声等建立，主后1928年首先在上侮擘饼聚会；其后此小团体渐渐发展，在各地建立聚会点。他们否认自己属于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会的人，所以没有任何名称；后来因为要向政府登记，乃用了“基督徒聚会处”或“教会聚会所”等名字；又由于他们在未有名称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称为“小群教会”。聚会所由上海开始发展，逐渐遍及全国和海外，至主后1949年已有七百间教会，擘饼信徒超过七万人。

 

    此外，还有主后1921年由敬奠瀛等在山东泰安马庄发起的“耶稣家庭”，以及一些个别性的教会、如王明道在北京的基督徒会堂等。 

 

    从上面提到的各种自立教会，大致上可以看到它们都是由一些中国传道人或基督徒带领，脱离原有由差会建立的宗派，组织自立的教会。这与一个宗派内的某堂会因著会友增加、经济足以自给而向宗派申请自立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后者虽然自立，却仍留在该宗派内，但前者却是另组一个新宗派。自立教会的领袖，可能是因着与差会或传教士有过节、或对现存的宗派感到不满，才脱离原属宗派而自立；故此他们对外国的礼仪和神学思想反叛较大，例如组织独立、传道人毋须按立、守圣餐时以擘饼形式等。自立教会通常有较大程度的本色化。

 

    自立教会另一个特色是创办人多数是一奋兴布道家，在信仰方面强调感情的投入过于理性的知识；加上他们在管治教会时，采取家长式的方法，管教与示范兼施，并以学徒制度来训练信徒；教会与西方宗派(乃至整个教会历史传统)的割裂，形成他们就是最大的权威。结果造成教会有反学术、反神学及非历史化的倾向。也因着他们全然否定西方神学的传统的缘故，他们多数自称直接从圣经了解所有信仰的真理，故释经方法是字面的解释(literalism，甚至只是中文翻译的字义)。不过，他们信仰的重点亦不在神学思想上，而是在生活的应用上。他们很强调行为的改变，例如王明道认为重生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不再受肉体死亡威胁；二是活着的人有具体的改变，因有圣灵帮助，人可以达到从前做不到的道德行为。所以，加入基督徒会堂的人必须重生，而重生是从行为可以识别的(注意：这不等于行为主义)。这看法其实与中国人的信仰着重点很接近。

 

    教会的自治自养运动，并非是因非基运动而起的，可是其发展也与国人的反教情绪有密切的关系。在二十年代非基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自治自养最迅速最篷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民族主义高涨，排外及反教情绪激烈，许多外来的传教士纷纷由内地往沿海的省分撤退，造成这个时期差会的事业衰退，本土独立教会乃乘时而起，大力开展工作，故这是教会自立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二十年代，由于民族主义对基督教的攻击放缓，教会自治自养的努力也放慢了。不过由于三十年代初世界性不景气开始，来华的传教士及金钱有显著的减少，导致教会事业面临困难，很多工作如医疗、教育、慈惠等均告萎缩或停顿，很多从前受差会资助的教会也要被迫自养。在这过程中有一部分教会要把受薪的传道人辞退，并募集一些义务人员去取代全职传道。”

 

    其次，他们也努力开展传道工作：

 

   “早在一十年代便有不少中国信徒自发性的布道组织，如中华国内布道会等，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宋尚节及伯特利布道团。伯特利布道团是在主后1925年由石美玉医生及胡遵理教士创办。主后1931年宋尚节加入，当时的领导人是计志文。他们的布道工作足迹及全国、以至香港及东南亚等地，效果极佳，信主人数极多，也帮助了不少地区教会得到复兴。

 

    另外，协进会在三十年代初推动的“五年运动”也很重要。主后1929年春，协进会在广州、上海、沈阳、北平及武昌等地召开分区退修会时，建议全国教会共同努力，务求使中国教会在五年内有质和量的增长。同年五月，协进会召开第七届年会，正式通过上述建议，五年运动就此展开。五年运动的目标有二：培养信徒、广传福音。理想是在五年内，使信徒人数增加一倍。当时有一口号：“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工作内容包括布道、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的推动、识字运动、推动受托主义、青年工作及乡村重建等。成果据说令人满意，但显然并未达到令信徒人数增长一倍的目标。 

 

    至于其他布道家如王载等，及地区性的教会布道工作，这里都从略了。唯一要注意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确实兴起了不少奋兴布道人才，他们或如王明道、倪柝声等建立教会、或如宋尚节专门作游行布道，都对中国教会产生重要影响；并塑造了日后信徒的属灵观念和信仰模式。他们多数都不接受固定月薪、仰赖信徒的爱心接侪，过信心的生活；这种传道人的给养形式在当时曾吸引了不少人的向往和模仿，对现有的制度也造成相当大的冲激。对中国教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他们的影响力，无论是在传教效果乃至信仰的典范作用，都已盖过了同时期的所有传教士。” 

 

    然而，“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在主后1950年年底，绝大多数传教士都已被迫离开中国，有少数则被政府逮捕。至主后1957年为止，仍留在中国的传教士不足五人。 

 

    主后1954年，经历了多次控诉会和改组之后，教会大致上已在三自的控制之下。7月，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吴耀宗在会上发言，指出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人数已达41万4千多人，占全国70万信徒的三份之二，外国传教士已全部撤离回国，差会驻华机构已完全结束。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便是中国教会的官方御准机构。 

 

    大宗派的教会由于拥有大量的教会事业(教育、医疗等)，自冶自养的能力极低，向来均仰赖外国差会的援助；一旦传教士撤走和拨款中止后，很快便全面崩溃，被纳入三自的阵营内。但少数中国自立的教会，却仍然以信仰的理由来反对三自，故三自会在此时期的矛头乃指向此等教会。不过，他们既早已自治自养，帝国主义分子、美帝走狗等指控对他们全不生效，因此必须另辟蹊径。主后1955年8月，一直反对加入三自的王明道被捕，罪名是“反革命”。10月29日，政府宣布，三自以外任何基督教活动皆属违法，此即表示三自会为唯一合法的基督教会，所有三自会以外的教会皆已构成被捕的理由。主后1956年1月，政府宣布破获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其实早在主后1952年4月，倪氏已被捕，至四年后才被提控，指他支持帝国主义及国民政府、反对民众运动、败坏青年、破坏生产、犯淫乱等罪，被判刑十五年4月，小群教会改组，正式加入三自会。” 

 

    从1958年开始，当局以“联合崇拜”的名义大量关闭教堂，北京66所只剩下4所，上海204所只剩下8所，广州52所只剩下1所。霎时间，中国教会一片凋零。196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教会遇到灭顶之灾。牧师被批斗，教堂被捣毁，信徒被抄家，圣经被烧掉，连官方三自教会也不能幸免。 

 

    时至今日，在普世教会的印象中，中国传道人大都是坐过监牢的，比如，远志明在他拍摄的《十字架》第二集《血种》中，记录了义和团以来，主要是近五十多年来，中国老一辈基督徒的血迹脚踪，其中包括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杨心斐、以巴弗等著名传道人，几乎都坐过监牢。 

 

    当他们被释放后，因为有坚定的立场，为主受苦，受信徒的尊敬，是应当的，但在教会中有也会出现一种情况，这个情形与初期教会很相似，就是在教会内分等级，他们将基督徒分为三类，头等是殉道见证者，他们为主舍命。二等是曾为主入狱的基督徒，他们也是主忠心的见证人，但不及殉道者。三等则是一般信徒，他们不曾为主入狱，也没有为主殉道。

 

    二、传道人的第二个形象：农民

 

    文革中，知识人（知识分子）也被折磨的斯文扫地，逃的逃，死的死。当时城市中的教会几乎停止一切的聚会，偏远的郊区和乡间田野，零星的开展一些聚会，教会在那些日子里，可谓艰辛！ 

 

    文革结束后，教会和国家一样，一穷二白。传道人没有受过必要的基础教育和正规的神学训练；教会没有良好的传统（除了受苦的传统外），没有圣经和历代圣徒所写的书籍及各类参考书，当时政府归还给教会的教产，只有四壁。而教会又极需传道人。在文革中仍持守信仰的人，用性命保存下来的圣经和信仰，来培育新一代的信徒。 

 

    当时，十亿人民八亿农。所以，大部分的农民传道人在这时崛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这一代的形象是：107，即一根扁担，一个草帽，一把镰刀，这些东西是他们劳动时必备的工具，也成了他们形象的代表。这一代的农民传道人中，大多数只有小学3年左右的文化，但他们纯朴、善良，对信仰火热，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即明显又多而又多，他们白天忙农活，晚上去聚会，并在聚会中见证神在各人家中的神迹和恩典。 

 

    久而久之，一些渴慕讲道的人，由于在做见证时，稍有口才，便在教会中屈指可数的长者传道人鼓励下，在各地轮流去讲。 

 

    以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沿海某家庭教会为例，现今500位左右的传道人中，近十分之九是农民。内地的传道人则几乎100％是农民。且由于事奉的年日久长，教会的领袖便是由这些农民传道人来担任。 

 

    一位家庭传道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当老一代传道人纷纷遭受迫害而身陷囹圄时，新生的力量又在艰难困苦中孕育了。这新的力量为中国家庭教会的第二代传道人。他们对家庭教会的影响虽不及老一代，但起到了承前启后、传递火炬的作用，其贡献自然不言而喻，第二代也经历过“文革”中烈火的洗礼，练就了刚强壮胆的心志和坚韧的毅力。他们常常与人分享亲身经历神的见证，给后辈们带来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中国教会在前辈的代祷和期望中进入新的里程，勇敢地回应大使命的呼召，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宣教热潮。由一些平信徒小心翼翼地向身边人传讲福音开始到现在大规模地打发差传。“文革”之后短短的二十几年里，家庭教会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势不可挡。“文革”中被称为“无宗教区”的温州，80年代后奇迹般地涌出几十万信徒，并持续骤增。成为中国的“安提阿”教会，差传打发的传道人遍及全国各地；中原大省河南教会的复兴，已成为无法扑灭的燎原大火，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无数的教会，虽河南多异端，但也有不少纯正的教会；与河南毗邻的安徽教会也许要屈居浙江、河南之后，但近几年也有迎头赶上之势……家庭教会虽几经风吹雨打，但火势不减、高潮不退。在今天，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甚至是边远山区，都有传福音的使者穿梭来往。他们为了更多的人接受福音而背井离乡、披星戴月。 

 

    近二十年来，中国教会的开拓发展虽然做的很成功，但是坚固培训却落后许多，到处可见“羊多牧少”或“有羊无牧”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从长计议、亡羊补牢，在各地开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培训班，训练接棒人。姑且可称这新生代为家庭教会同工的第三梯队，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的中坚力量。  

 

    中国家庭教会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受尽痛苦，饱经忧患，靠赖神的保守，始能生根开花，硕果累累。她经历过得胜，也有过失败，她光辉灿烂，同时也有许多的瑕疵。  

 

    我毫没有轻看农民的意思，我也是农民之子，熟悉农业的各种劳作，对农村也十分的了解。 

 

    我想起圣经中有一位先知阿摩司，他也是位农民，是修理桑权的，后来被神选召，成为忠心的先知，和彼得一样，在世人眼光当中，这些传道人是赤足的农夫，是无学问的小民，然而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奇妙，神拣选了这些愚拙的低下的人，同样让人感叹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叫哪些智慧人羞愧。 

 

    农民的思维和农民的做事方式，使得他们无法超越自己。 

 

    邢福增先生在《中国基督徒的社会面貌》一文中指出，“中国教会有“四多”的现象：农村背景多、教育程度低者多、老人多、女性多。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村人口一直占整体人口的八成。不过，由於改革开放的关，部分农村业已乡镇化，而户籍统计上的“农民”概念，亦已无法充分反映现实的情况。正如国内的学者指出，农村的社会分化，使乡村人口已分化为“农民”、“村里人”及“村籍城里人”。但是，严格意义的“农民”（即居住时间主要在农村，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劳动及收入者），仍占很大的比例。职是之故，中国基督徒中，占八成以上者是具有农村背景（户籍）的，而其中农民又占了相当的比例。

 

    农村背景的信徒整体上教育程度并不很高，这跟九年普及义务教育的落实有密切关。据统计，1996年底通过“普九”验收的人口地区覆盖率为52％，青壮年的文盲率为6.1％，全国已有73％的县实现了基本扫除文盲的目标。不过，青壮年文盲的「复盲」率仍有11％。造成农村教育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农民（特别是贫困县）不能负担各类的额外费用及摊派。因此，文盲及小学程度占去农村地区信徒的大多数。 

他特别指出，“四多”现象，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教会的“边缘性”，特别是其农村、低文化及年老的特徵，跟正在急剧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三、传道人的第三种形象：商人

 

    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带的人纷纷弃农经商，教会中的许多传道人也纷纷借用教会的人际网络办公司，创集团，一时间，教会里经理满座，老板遍地。 

 

    自古以来，从经营思想上看，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贾，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贾，又称任商，佞商，奸贾，奸商。前者薄利多销，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掺杂使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其区别在于诚贾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

 

    奸商的外表容易让人辨认，由于职业的关系，养成了他们精打细算的性格，外表明显的特征是三角眼中闪烁的眼神，铁青的下巴。从谈话中更可以了解他们没有明确的立场，随时看风使舵。 

 

    这些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商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性及市场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购销活动的成功上打下了基础。 

 

    商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赚钱的事，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并且“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吃、请、送、骗，白道的、黑道的，样样都使得出。

 

    而商人型的传道人，往往将信仰和生活分离的如他们的职业和事奉的岗位一样清楚。 

 

    在教会中，仁爱、圣洁天天讲，在商场上，尔虞我诈照样行。甚至还有人到处推广这种模式，说要学习保罗一边织搭帐篷，一边事奉上帝。但明显，他们没有或不及保罗的学问和异象，也没有或不及保罗受苦的心和爱人的心。 

 

    商人重利轻义，这些商人型的领袖，也是如此。在他们眼中，事奉的目的，似乎只是从羊身上剪取一些羊毛，以养家糊口，填饱肚腹！或是借用教会的人际网络，趁讲道之便，或是在行政上，获取一些权利，推销自己的产品。若产品的质量过关，尚情有可原。有些传道人合伙办集团，被另外一些更精明的商人欺骗的事，也屡有发生。 

 

    甚者有人借炒股，炒房地产，拿出传道人的看家本领来煽动另外一些传道人和信徒投资，等到亏本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只好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逃往流泪与血之地！  

 

    当然，不论如何，基督终究被传开了，这是可喜的现象。

 

    正如在商厦里，我们看不见服务员真正的笑容，在教会中，我们也难逢真实的友谊和切实的教牧关怀，商人们虚情假意，商人们不愿负责。 

 

    商人型的传道人，在自身的事奉上，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忙完商业的事，还要起来聚会讲道，这一心两用，实属难能可贵。

 

    但从教会长期发展来看，却是极不健康的，正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这样一心两用的结果，是轻这个，重那个，或是占着位置却做不好事，或干脆不做事，自己不作，也不让别人作。 

 

    自然，由于他们自身的经历是如此，故也较少有人会支持如利未人般的事奉。这样一来，中国家庭教会的素质，想借这一代人来提高，恐怕是期望越大，失望更大！ 

 

    权利、地盘是商业传道人的利益，是非争不可的，所以，今日中国家庭教会四分五裂，各自为政，难道商业传道人不应该负责任吗？由于讲道人在信徒当中的崇高地位，头脑灵活的人，要想生意做的好，做的大，就不会忽略教会巨大的人群，就会千方百计取得传道人的资格，然而，这些传道人的异象是值得质疑的，正如马可因为贪爱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一样，这些传道人在事奉和利益面前，往往会不假思索的选择利益，而置羊群和教会不顾。 

 

    中国政治界的腐败，举世皆知。而在中国经商，而不与政界来往是不可能的，在来往的过程，能否持守信仰的底线，又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比如，贿赂、逃税、假冒伪劣等事，世人为之，传道人也照行不误。这样，传道人的形象便大受打击，也使教牧工作中，少了成千上万个可以让信徒学习的、遵行神话的、信仰和生活平衡的榜样。 

 

    时至今日，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的教会，有多少传道人，能在神的道上去帮助人，影响人？有多少传道人，能在行为上成为别人的榜样？除了用钱来帮助其他教会外，还能拿出什么来？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一些教会领袖要么不愿拿出钱来，要么用金钱来控制和联络各处教会，借以说明自己的范围遍及全国。

 

    四 、展望：学者型的教牧

 

    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是木匠，是农民同一层次上的人，彼得等初期教会的领袖，也大多是与农民同一层次的人，但他们经主耶稣培训以后，竞成为教会的柱石。

 

    但可以设想，假若没有保罗，福音或许仍停留在犹太人的区域中，初期教会的领袖中，我认为，没有经过商人领袖这一阶段，而直接从农民传道人如彼得这一层次跳至学者型的教牧如保罗这一层次，使得教会在信仰上纯正扎实，在生活上敬虔圣洁。 

 

    虽然保罗所牧养的教会，如哥林多教会，也是问题重重，但在那个时代，至少有保罗成为榜样，可以学习，可以效法。 

 

    正如彼得等使徒建立教会一样，农民型的传道人最大的贡献在于建立了聚会的地方，或在家中，或建教堂，并且自发或随从他人三自脱离关系，这是神要他们完成的任务。 

 

    而商业型的传道人，最大的贡献在于联络。由于经商的便利，网络遍及中国各地，借此可以联络各处的教会。 

 

    但是，教会建制和素质提升的问题，却是新时代的传道人需要解决的。学者型的教牧，如保罗，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和人文素养，也有清晰的使命和异象，而保罗之所以在早期教会传道事业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是因为他主张向非犹太人传道，并取得教会的认可，其次是保罗在神学上为向外邦人传道的行动辩护。 

 

    故此，学者型的传道人想在传道事业上有更大的作为，应策略性的注意与教会关系的处理，以及神学上及人文学科方面应不断的装备自己。好像保罗一样，不论是希腊人、或是化外人，都能从容面对，同时，也适当注意保罗的工作区域，因为保罗始终集中精力在重要城市而不在农村，这是一个重要的典范。

 

    我深信，只有学者型的教牧，才会关注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才能更广泛的深入每一个层面，不单在区域上，也在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人群中，宣扬耶稣是主，也只有在学者型的传道人这一代身上，才会重新建立曾在农民传道人时代稍存即逝的，在商业传道人时代几乎遗忘的宣教使命。

　

   　实际上，学者型的教牧并不会发明新的怪异的教义，更不会有出人意外的教牧方法。他们不过是持守先知或使徒的教训，有自己的坚定的神学立场，教牧工作也无非是使教会回到圣经指明的途径中，使教会看起来像个教会，像耶稣的新妇，让教会圣道的传扬，圣礼的实施和惩戒的执行等特点，再一次明确起来，并得以体现。 

 

    学者型的教牧最大的特点是能正确的看待知识，了解理性的作用与限制，并不断谦卑的学习，学识与人格并重，信仰与生活平衡，神学与教牧同行，布道与教导齐作，灵性与理性互化，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 

 

    学者型的教牧会让教会成为社会的良心，能使教会黯淡或熄灭的火，再次点起来，亮起来。在这个效忠观念和传统逐渐丧失的时代，在这个道德和宗教上都已无可救药的时代，去得着那些在怪异信仰中寻找安慰与完全的人，去寻找那些在公众竞技中和娱乐场所中寻找刺激的人。 

 

    学者型的教牧将改变家庭教会中完全是非专职领袖和非正规提拔的传道人管理和牧养的局面，将塑造新时代的专职领袖和传道人，并充分将大使命落实在每个人身上。

 

    （本文转载自：《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刘澎主编），普世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