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制下孙少平们的城市梦想

今天的城市承载着人们美好生活的梦想，意味着一种文明、开放、丰富的生活方式，自城市化以来，人们生活改善的速度是与城市化的速度一致的。但城市承载这种开放和人们生活改善的希望，却是十分新鲜的事情。

今天城市的概念和功能，在世界史上来说也是件新鲜事，古代虽然有城市存在，但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城市。

城市顾名思义，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城”，一个是“市”。

据说夏朝之所以能建立，就在于夏人善于筑城。“城”这个汉字本身就遗留了浓浓的夏代痕迹。因为夏代筑城，不像今天可以用砖，砖的历史要晚得多。夏代的城是夯土筑城，就是把土在一定局限的空间内压实而成。因此，城意味着一块四周有高墙的空间。当然限于当时人力和物力，那时的城不算大，容纳的人也不能太多。

城筑出来要做什么呢？显然是防御。那个时代不仅要防御野兽的侵扰，也要防御其它的部落的侵略。大家可以观看电影《启示录》，就知道部落之间的战争是多么凶残。因此，城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市”，交易还没有成为城的功能。

那么城里又住着什么人呢？显然是与筑城或者组织筑城者相关的人，这些人显然拥有着比其它人更多的权力和更高贵的血统，他们拥有优先住进城的特权。这些人可能是族长或者军事领袖，他们的财产和家族得到优先保护。

因此，可以看到城在它的起源上来说，不是经济单位，而是政治和军事单位。它优先的功能是军事防御和保护部落群体领袖。这一功能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几十年以前才慢慢淡化。

大家熟知的发生于三千年之前的西周首都的国人暴动，是一起城市暴动。但并不是全民起义或者暴动，而只限于住在城里的国人。“国人”这个词显然不是随便哪个人，而是有着贵族血统的人群，这些人包括王以及其它旁系的后裔。那个时代，除了国人之外，还有野人、鄙人等区分。这是按照所住的地方来对人群进行的划分。城之外是郊，郊之外是野，野人就是住在野这个区域的人，今天野人是个贬义词，就来源于此。野之外是鄙，这个区域更是野蛮，因此鄙人的地位明显低于的野人，因此今天用鄙人来自谦。这些都是城之外的居民，是低于城内的国人身份的。

城拥有防御与政治的功能。市则是交易，这要等到后来周代才能发展出来，而市的成熟与繁荣则是要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和统一度量衡之后，内陆城市作为军事防御功能下降，这样市才逐渐发展并繁荣起来。城和市才结合，具备政治、军事和经济功能。

因为城市之内住的都是精英和特权阶层，因此也就兴起了文化，这样城市还增加了一个文化的功能。这个文化主要指精英文化。

但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把农业生产作为第一位的发展战略。这是因为在冷兵器时代，军事防御依靠的是大量军队，而军队需要的粮食。而中国维护自身的安全成本在历史上一直居高不下，成为一个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对匈奴的两年战争，是耗费了文景时代的存粮，然后无以为继，才有轮台之诏，正是轮台之诏的颁布，才成为汉代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因此，这种特点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的策略。但虽然如此，并不意味农村地位就高于城市。商人的资本是钱，而钱可以换来权力和土地，因此农村地位依然低于商。这就带来一个后果，城市的商业功能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功能，只能说城市关键在城，军事和政治功能，至于市那只能是附属。

相较于有防御保障和政治中心功能的城市，乡村的生活就显得脆弱无比，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往往给农村留下极大的破坏。这样农村就形成了一个灾难的心理记忆。尤其在长江以北淮河与华北地区，灾难频仍，城市尚且有一定的抵御能力，乡村只能安于命运的安排。

而城市因为有一定的保障，因此比农村有更多的文化积累，加上灾难相较于农村较少，因此人们对未来比农村有更好的预期。

这种城乡二元制之下，城市就比农村在政治、文化和资源配上享有更多的优势地位。但是在城市没有多余的资源可供大量农村人进城的情况下，今天意义上的城市化还不能实现。

在城市文化和地位相较于农村优越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文化势差，就让农村的有为青年把城市作为不同于农村的另一个世界，把城市人作为另一种高贵的身份。

这一点在《平凡的世界》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润叶对孙少安的真挚感情，在今天看来本是你情我愿的正常情感，但在那个时代，感情之外是城乡二元制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孙少安看来自己的老农民身份怎么也配不上润叶的城市人身份，两者身份之间的差别，让他望而却步。

而在润叶的父母田福堂夫妇看来，同样如此，孙少安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己的女儿不能让孙少安拖了后腿，因此借口多分猪饲料地这个事由，举报了孙少安，被乡革委会拉去批斗，借公报私仇的机会企图终止他们的感情发展。

对自己有自知之明的孙少安，最终选择了一个不要彩礼的农村女孩秀莲。

孙少平高中毕业回家做了老师，他因为喜欢读书，精神世界已经远远跃出那个山坳的农村，而他的精神世界终止的地方就是城市，开始是原西县，后来是黄原市。

他的思想中透露出强烈的城乡二元制意识，“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另一种伟大和深奥就是城市。

在进城后，成长于农村的孙少平思想中形成了两个系列，这是城乡二元制在他精神上的烙印，“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这两个系列在他的身上也是矛盾的，孙少平到了城市之后，想改变自己身上那种农村的特点，却又一时间无法像城市人那样潇洒地生活，甚至看一场电影都要再三思想。

所以进了黄原城的孙少平内心中急于想改变自己的农村形象。想就通过英雄的事迹来改变身份的想法，透露着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巨大冲突，“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回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

从孙少平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对改变身份的强烈愿望充斥着他的内心，而这也是城乡二元制体制下的两种身份的巨大区别所带来的巨大冲突。

另一方面，孙少平的同村发小金波一家，因为父亲在原西县邮局开车，他的生活成为村里的佼佼者，孙家的苦难有许多就是金波家接济的。而在孙少平生活的村庄，凡是与城市关联的都能摆脱贫困，过着优渥的生活。

金波父亲为了高中毕业后当兵复原的儿子有个更好的出路，提前退休，把自己的工作岗位给了金波接班。“接班”，在那个时代是身份固化的标志，也是城乡二元制不可打破的体制。城市人的儿子还是城市人，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

在这个背景下，更能理解孙少平去城市改变身份和命运的艰辛与磨难了。

城市承载梦想的时代，只有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逐渐改善城乡二元制的政策出台，才能来临到每个人身边。但是不管怎样，即使今天，一个农村人要想在城市生活下去，也得像孙少平那样，踏踏实实，辛勤苦干才有机会。今天的城市与他那个时代相比，只是减少了体制上的羁绊。把城市看成遍地黄金，可以轻易获得的想法，注定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孙少平身上的踏实，对苦难的坚韧，对改变现状的努力，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