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冰心小说《相片》看宣教背景下的基督徒身份与文化认同（下）

淑贞十八岁毕业了中学，这年又是施女士回国的例假，从前曾有一次是把淑贞寄在朋友家里，独自回去了的，这次施女士却决定把淑贞带了回去，一来叫淑贞看看世界，二来是减少自己的孤寂;和淑贞一说，出乎意外的，淑贞的苍白脸上，发了光辉，说："妈妈!只要是跟着你，我哪里都愿意去的!　"施女士爱怜的抚着淑贞的臂说，"谢谢你!我想你一定喜欢看看我生长之地，你若是真喜欢美国呢，也许我就送你入美国的大学" 　　
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淑贞和施女士又相依为命的住下了。围绕着这座老屋，是一片大青草地，和许多老橡树。那时也正是夏末秋初，橡叶红得光艳迎人，树下微微的有着潮湿的清味，这屋子是施女士的父亲施老牧师的旧宅...三层楼顶的小屋，是施女士的哥哥雅各儿时的寝室这老屋本来是雅各先生夫妇住着的，今年春天，雅各先生也逝世了，雅各夫人和她的儿子搬到邻近的新盖的小屋子去...
...有一天夜里，雅各太太临走的时候，忽然笑对淑贞说，"下星期晚你可有机会说中国话了。我发现了这里的神学院里有个李牧师，和他的儿子天锡，在那里研究神学。我已约定了他们下星期晚同来吃晚饭。我希望这能使你喜欢。"淑贞抬起头来看着施女士，施女士便说，"我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也看见了他们几次。李牧师真是个慈和的老人，天锡也极其安静稳重，我想我们应当常常招待他们，省得他们在外国怪寂寞的。"淑贞答应着。
——节选自冰心作品《相片》

冰心小说《相片》的上半部分从作为西方文化传播者的传教士——施女士的视角，记录了施女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这是作者所认为的一个文化传播者应该具备的态度，只有融入中国文化，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才能在爱和欣赏中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

文化传播是两种文化主体的参与，施女士代表的是欧美基督教文化主体，而淑贞和在美国认识的李天锡则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对欧美文化的看法和态度。

不能不说，冰心在那个时代，因着自己的教育和体验，在面对文化传播这个问题所做的反思是极其深刻的。在接受作为洋教的基督教后，从而获得基督徒身份，这种因成为基督徒而与洋教之“洋”的关联，与基督徒本人的国民身份之间的紧张和焦虑，在冰心笔下，以一种冷静而又客观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学毕业的淑贞不得不考虑读大学的事宜，在淑贞选择读大学的事情上，作为传教士的养母——施女士持着较为开放的态度，“我想你一定喜欢看看我生长之地，你若是真喜欢美国呢，也许我就送你入美国的大学……”，怎么才是真喜欢呢，那只有去美国了解才好。从开头的叙述中，施女士对自己的家乡并没有太多的好感，所以这次回去小住，则是为了开阔淑贞的眼界，也为了淑贞的大学着想。

淑贞虽然由身为传教士的养母抚养长大，但是施女士却丝毫没有按照西方的生活和审美来培养她，淑贞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姑娘，“人人都夸赞施女士对于淑贞的教养，在施女士手里调理了十年，淑贞并不曾沾上半点西方的气息。”因此淑贞到了美国之后，就代表了作为西方文明接受者的中国人的视角。

淑贞陪同施女士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施女士对自己的家乡多少有点陌生，在她眼里这座自己出生和生长的祖屋，多少有点陌生与荒凉。

在于淑贞安静的性格相比，施女士哥哥的孩子彼得却是个活波得有点聒噪而不成熟的人；与淑贞的端庄相比，雅各太太就更显得喋喋不休了，这一切都让施女士不适应，“雅各太太是个瘦小的妇人，身材很高，满脸皱纹，却搽着很厚的粉，说起话来，没有完结，常常使施女士觉得厌倦。彼得是个红发跳荡的孩子，二十二岁的人，在淑贞看来，还很孩气。进门来就没有一刻安静。”

到美国没多久的淑贞，就在雅各太太的介绍下，认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李天锡父子。

李天锡的爷爷是个穷困潦倒的晚清进士，后来因为认识了传教士，帮着传教士编写字典，因此缘故李天锡的父亲受洗入教，后来又学习了神学，并且现在又被教会推荐入了美国新英格兰的神学院读书，因此李天锡也就随着父亲来到这里。

李天锡从小跟着爷爷读了很多古书，与淑贞相比，李天锡成长于中国古典文化中，因此对待外国传教士和文化有着一种偏激性。淑贞虽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太多影响，但是毕竟是在传教士施女士的抚养之下，她受到的是两种文化的共同熏陶，因此她反而能客观地看待两种文化。

李天锡虽然随着父亲来到了美国神学院读书，但是对于传教士所言的，唯有基督教才能改变中国的观点并不认同。

惟有基督教才能拯救中国，是当时传教士的普遍共识，也是当时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动机。因此在传教士的观念中，一是中国是个落后野蛮的蛮荒之地，急需基督教去拯救那些即将堕入地狱的灵魂，急需基督教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野蛮的文化，二是，除了基督教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给中国带来转变，因为欧美文明之所以先进，全是因为基督教所赐。

作者借李天锡的口，对这种唯基督教是从的观点进行了回应。

首先，传教士在文化传播上都带着优越感，“真的，还有时候教会里开会欢送到华布道的人，行者起立致词，凄恻激昂，送者也表示着万分的钦服与怜悯，似乎这些行者都是谪逐放流，充军到蛮荒瘴疠之地似的！……国外布道是个牺牲，我也承认，不过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在外国是舒服多了，至少是物质方面，您说是不是？”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道，在他们眼里是奉献，是牺牲，这本来就是一种东方主义的态度，一种文化优越性的表现。

这种优越性表现在，他们把李天锡身上彬彬有礼、有修养的气质看成是他们基督教教育出来的结果，“到礼拜堂去，给些小演讲，事后照例有人们围过来，要从我二十年小小的经历上，追问出四千年古国的种种问题，这总使我气咽，使我恐惶。更使我不自在的，有些人们总以为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在神学里承他们称我为‘模范中国青年’，我真是受宠若惊。在有些自华返国的教育家，在各处作兴学募捐的演讲之后，常常叫我到台上去，介绍我给会众，似乎说，‘这是我们教育出来的中国青年，你看！’这不是像耍猴的艺人，介绍他们练过的猴子给观众一样么？我敢说，倘然我有一丝一毫的可取的地方，也决不是这般人训练出来的！”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否定了中国的文化。李天锡身上的气质，固然有基督教教会的教育成就所在，但是也不能忽略了他所接受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其次，在李天锡看来，改变中国并不是只有基督教才可以。自小就喜欢美术的他，认为美术同样可以陶冶一个人的灵魂，“可是我从小跟着祖父还读过许多旧书，很喜爱关于美术的学问。去年教会里送我父亲到这里入神学，也给我相当的津贴，叫我也在神学里听讲。我自己却想学些美术的功课，因着条件的限制，我只能课外自己去求友，去看书。——他们当然想叫我也做牧师，我却不欢喜这穿道袍上讲坛的生活！其实要表现万全的爱，造化的神功，美术的导引，又何尝不是一条光明的大路，然而……人们却不如此想法！”

但是李天锡虽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反对西方文化的传统派，他虽然对待基督教传教士的态度上有点偏激，但是这种偏激更像是针对传教士的偏激而来，他反对传教士把中国看成不毛之地，反对传教士们把自己当耍猴一样登台展示，反对传教士所持的只有基督教才能改变中国的观念。

面对李天锡的激烈态度，淑贞表现着她特有的沉着和冷静，在她看来，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既不能自卑得全盘接受人家的文化，也不能自傲得关起门来拒绝一切，而是要自信和客观地看待彼此双方文化的异同上，从而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成长，“说的也是，不过从我看来，人家的起意总是不坏，有些事情，也是我们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弱国人，自己先气馁，心怯；甚至于对人家的好意，也有时生出不正常的反感，倘或能平心静气呢，静默的接受着这些刺激，带到故国去，也许能鼓励我们做出一点事情，使将来的青年人，在国际的接触上，能够因着光荣的祖国，而都做个心理健全的人，”

在面对文化的交流之时，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彼此学习，这正如李天锡说的“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国外的光阴，来游历，来读书，——我总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泼与勇敢，他们会享受，会寻乐，他们有团体的种种健全的生活，我很少看见美国青年有像我们这般忧郁多感的。”

李天锡和淑贞的交流，表现了他们对待西方文化传播的态度和警惕，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展现了作为西方文化传播受众的观念和感受。

作为中国代表的淑贞，则更代表了作者眼里的中国形象和文化自信，淑贞的自信、文雅、内敛与恬静，恰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因此在李天锡眼里，淑贞就是一个走动的中国“今天晚上看见您，我似乎觉得有一尊‘中国’，活跃的供养在我的面前，我只对着中国的化身，倾吐出我心中的烦闷，无意中也许搅乱了您心中的安平，我希望您能原谅，饶恕我。”

文化的传播平等是一种态度和理想，因此并不是意味着在现实中能时刻达到这种状态，因此小说在结尾处给我们一个开放的结局。

当得知淑贞与李天锡暗生情愫，希望留在美国入学的时候，施女士的内心是复杂的，这意味着淑贞要离开自己，孤独要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施女士最终是留在美国陪淑贞读完大学，然后与李天锡共结连理，还是执意带走淑贞回到中国，避免淑贞与自己的分离，因此作为传教士的施女士最终究竟是出于恐惧孤独而控制淑贞留下来，还是尊重淑贞的选择，小说没有讲，只留给我们去想象。

最终淑贞是哪种结局，我想这即取决于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取决于传播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对待中国的文化的态度。但是不管那种态度，代表中国文化的淑贞人格中的独立和自由都是必须的。如果她依赖施女士，显然他要失去自我，她自己将来的命运就要建立在施女士的选择上；如果她不依赖施女士，而是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未来，那么命运就掌握在她的手里。

独立和自信，这是面对西方文化传播的应有态度，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才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最好途径之一。基督徒冰心在一百年前所做的思考，在今天依然是崭新的，依然能给我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