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历史意义（下）

-  谨以此文  -
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续上篇）
5.和教皇的冲突

教皇于1518年十月召马丁·路德去罗马受审，在德国萨克逊选帝侯的支持下，马丁·路德拒绝了。后来罗马教廷改为要马丁·路德去奥格斯堡，向卡叶坦主教承认错误，马丁·路德在帝国卫队的护送下，去了奥格斯堡，但拒绝认罪，留下了一封向教皇的申诉信后，返回了维滕堡。

1520年，教皇奥利十世把路德开除教籍，但是路德不为所动。  罗马教皇无计可施，只好请罗马皇帝出面干涉。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天主教皇一边，于是他向马丁·路德发出邀请，邀他到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为神学观点作证。这其实是一个阴谋，因为有前车之鉴，公元1414年，宗教改革的先驱，捷克布拉格大学校长胡斯，就是被诱骗到帝国会议上作证，而被罗马教廷以异端的罪名活活烧死的。

但凛然正气的路德，毫不畏惧，他觉得自己是“代表上帝前往”，毅然踏上了去沃尔姆斯的道路。他说：“即使沃尔姆斯德魔鬼有如房顶上的瓦片一样多，我还是要坦然前往！”没想到，大批马丁·路德的支持者自愿随他前往，路上竟然汇流为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沃尔姆斯当地的人民也像欢迎英雄般地欢迎马丁·路德，他们高  呼口号，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主张，马丁·路德的禀然正气和民众的热烈支持，迫使皇帝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离开沃尔姆斯以后，查理五世在全德意志境内通缉马丁·路德，萨克森选帝侯把他藏匿在瓦特堡，马丁·路德的后半生就在帝国的通缉下过着隐居的生活。

这个时期，马丁·路德的重大贡献，就是将《圣经》译成德文，让德国人可以直接阅读德文版的《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流，他把德语从蛮族语言变成了高雅的语言，为德意志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6.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意义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德国、对欧洲乃至对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的专制和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罗马天主教会大分裂，实现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自由化。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的神学观点，打破了罗马教廷的谎言，恢复了信徒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开创了一种德意志式的宗教理念，即将称义从虚伪的善功中解脱出来，转为一种内心的精神信仰。

随着改革的深入，马丁·路德和德国贵族进一步提出，要摆脱罗马教廷的掠夺，建立不受教廷统辖的、本民族的、独立的国家教会，并且用本民族语言举行祈祷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抗争，终于在1555年，双方缔结了《奥格斯堡合约》，这个和约，承认了路德派的合法地位，并且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

所谓“教随国定”，就是承认诸侯有决定其臣民宗教信仰的权力。这就使得宗教信仰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宗教信仰成为激励民族国家和君权专制发展的动力，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精神凝聚力，这一点，对欧洲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罗马教会分裂成为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营。

其次，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在新教内部，形成了路德宗、安立甘宗和加尔文宗三大主流宗教教派。

路德故居，作者摄于2016年深秋就士游德国自驾之旅

受路德影响，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宗教改革，创立加尔文宗。

加尔文宗除了坚持路德的“因信称义”以外，形成了“预定论”为中心的神学体系。加尔文认为，上帝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对世上的每个人都做了永恒的判决，这个判决就是“预定”，根据预定，有人得救，成为上帝的“选民”；有人受罚，成为“弃民”。虽然谁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是个奥秘，但人们可以凭借自己对基督的信心和按《圣经》的准则行事来获得上帝救赎的确证。

加尔文提出“天职”（Calling）观，他不像路德那样单纯强调精神信仰，而是把内在的精神信仰和外在的善功结合起来，他认为：信仰是蒙受上帝恩典的内在确证，而善功则是蒙受恩典的外在确证；在一个清教徒看来，一个真正蒙受上帝恩典的人，不仅在内心深处充满对上帝的坚定信仰，而且在社会行为，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方面都要表现其美德。

加尔文认为，所谓的天职、善功，并不是修道士远离尘世的苦修，而是体现在平凡的世俗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劳动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无论你是经商，还是担任神职，都是受命于上帝，都是荣耀上帝的行为。创造财富不是罪恶，相反，只要在品质上不违反《圣经》，在财富使用上不挥霍浪费，赚钱发财也是替天行道，是上帝恩典的标志。

加尔文宗的理论，以勤劳、俭朴、积极向上为荣耀，以奢侈、浪费、不劳而获为耻辱，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神学依据，培养了一大批冒险进取、克勤克俭，对社会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信徒，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代表。特别是其将卑微的世俗行为上升到“善功”的高度，使其成为蒙受上帝恩典的外在确证，阐发了其教义的重要伦理，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有力杠杆。

后世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划时代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描写了的加尔文宗的新教教徒。他认为，这些信念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路德翻译的《圣经》，作者摄于2016年深秋就士游德国自驾之旅

再说安立甘宗。

宗教改革对英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亨利八世进行英国的宗教改革，表面上是起源于一场离婚案，但是其本质是将英格兰的利益置于罗马天主教廷之上，迎合了英国人长期淤积在心中的“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强烈民族意识。

英格兰宗教改革和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其重点在于解决教俗关系。而不是纯粹的神学问题。

一是通过《至尊法案》，将国王权力置于教会之上；

二是剥夺教会的土地和财产，通过瓜分这些土地和财产而形成的新兴土地贵族和世俗地主成为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主力军。

到伊丽莎白时代，进一步将安立甘宗确立为英国国教，为后来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正是那个以英格兰利益至高无上，并且具有宽容精神，兼收并蓄的安立甘宗教，大大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第三，推动了罗马教廷革除腐败的进程。宗教改革的风暴，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的建立，对罗马教廷形成巨大冲击。罗马教廷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如果不改变自身的虚伪和腐败，罗马教廷就会有灭顶之灾。于是，从教会内部开始整顿纪律，严格道德规范的活动。特别是在公元1527年，查理五世劫掠了罗马城，许多人将此次劫掠看成是上帝对罗马教廷道德腐败、缺乏信仰的一次惩罚，于是加快了内部整顿的步伐。

特兰托会议：1545—1563年，各地主教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聚集在特兰托，通过会议讨论和解决一系列宗教教义和教会改革问题，进一步确立了阿奎那神学思想，承认罗马教会的腐败，要求教会遵守道德准则，同时，广泛建立大学和神学院，培养合格的神职人员。

这次教廷内部的整顿，直接导致了宗教团体耶稣会的成立，他的创始人是依纳爵·罗耀拉。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实行严格的纪律。最高领导对全体会士有绝对统治权，称为“黑衣教皇”。耶稣会的宗旨，是振兴罗马教会，重树教皇权威。会士入会要发誓做到“三绝”，即绝意，绝色，绝财，以重新恢复天主教徒的清贫、贞洁、服从的品质。

罗耀拉要求所有耶稣会士都要接受严格的高等教育，不仅要学习神学，哲学知识，还要精通古典语言、文学、历史、科学知识，良好的学术训练以及对罗马教廷的忠诚，使耶稣会成为一支极为优秀和杰出的传教团体，他们发誓要夺回被基督教新教占领的地盘，于是，他们在地理大发现的鼓舞下，踏上征途，到了印度、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地。到中国的利玛窦、南怀仁等，都是耶稣会的成员。

更为重要的是，耶稣会会士开始广泛地深入民间，向普罗大众传布信仰，普及宗教伦理知识，以同新教形成竞争之势。到十七世纪，耶稣会创办了大量的大学、学院，免费接收大量青年入学，向他们传播古典文学、拉丁文、希腊文、伦理学、哲学知识，发展出一整套统一的教育体制，甚至控制了许多国家的中等、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思想保守、信仰坚定、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为其宗教传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四，宗教改革成为中世纪和近代社会的历史分水岭。

欧洲的分野。凡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改宗信教的国家，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荷兰和美国；而极力抵制宗教改革的国家，尽管当时都是最富庶最发达的国家，后来也国运衰落，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对此，韦伯有专门论述。

7.宗教改革构成了西方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

宗教改革对西方社会转型的影响，可以从宗教和世俗两个层面来看。

从宗教层面来看：克服了罗马教廷在灵魂与肉体，天国与人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由于这种对立而导致的信仰虚假和道德堕落，把宗教理想和平凡的现实生活统一起来。路德宗将神性和人性统一，使人的精神获得自由；安立甘宗将上帝与凯撒统一，使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加尔文宗将宗教生活与世俗事工统一，使世俗具有神圣性，把人间变成天堂。

从世俗层面看：宗教改革打破罗马教廷的垄断，促进近代民族意识觉醒，导致民族国家形成；“教随国定”原则的确立，开创了宗教宽容时代，为科学理性发展创造了条件；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武器；教产还俗为新兴资产阶级形成和崛起奠定基础。这些重要的影响，在欧洲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得到证实。（完）

来源：陈浩武先生微信公众号（chen_hao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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