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刚刚改革开放,农村的生产正如火如荼地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笔者出生那一年,我们村子里开始解散公社,田地分包到户。听父亲讲,那一年我们家的小麦收成全村最好,未脱粒的小麦垛得最高,一年的收成赶上公社几年的工分所得。那年我们吃了饱饭,过年吃了猪肉。
虽然小麦的收成不错,但是依然不够全家吃到新麦成熟,所以四月份前后的一两个月,总是要拿玉米面充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笔者五岁。那年我们换了新的鲁麦品种,产量一下子高出很多,直到新麦收获,陈麦还没吃完。
那个年代,小麦的收入是衡量一切的经济标准,所以村子里冬天不会种其它经济作物,全是小麦,解决温饱才是第一的。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都生活在解决了温饱的喜悦中,那时老人们觉得,日子已经是好日子了,不再忍饥挨饿了,所以八十年乃至九十年代都保持了一种不变的生活观感,如果还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出现,大概是九十年代后期的VCD在村里的普及。
那个时候,没有打工潮,只是村里偶尔有一两个年轻人托关系到邻村新办的工厂里打工,一般工作几个月找到了对象也就回家了。
在那个年代不论什么时候出生的孩子,和父母爷爷之间都没有交流的障碍。
新年的礼物,只要孙子说得出口的,爷爷都能办到。这些礼物无非刀、枪加上新衣服,其它已经超出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彩电没有普及的年代,人们对外面世界的观念都是黑白的,因此城市是黑白的,大楼是黑白的,甚至人们穿的衣服也多以黑白为主。这不是色盲,而是那个年代信息传播渠道限制了人们对城市和时代的想象。
所以孩子的世界范围也就是整个村庄或者爷爷的故事界限,因此他们想要什么,是不需要和爷爷多描述细节的。
这个不需要额外费力交流和理解的时代,只要你们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基本孩子能得到满足的快乐,爷爷能得到孙子满意的笑脸。
这种和谐被2000年之后的打工潮所打破。
随着打工潮兴起的,是工业产品的量化生产,对农村带来巨大改变的,除了打工潮带来的经济收入增长以外,就是那些留在农村的人也开始通过彩色电视机改变着对城市的最初印象,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斑斓,越来越靓丽,越来越吸引人。出去打工的姑娘和小伙子,春节回家的衣着打扮变得和电视上的女孩一样。
这个时候,粮食生产的标准,已经成为历史。小麦品种的改良,加上肥料的研发,让小麦的产量比原来的鲁麦还要高点,加上人们进入城市打工,经济收入增长带来的变化,就是小麦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在餐桌上占据原来那么重要的位置,能吃饱的除了馒头还有水果和肉,还有汉堡和面包。
这个时候,儿童想要的礼物,爷爷已经不能满足了,孩子们想要的动画片相关的玩偶,虽然不能满足,但是爷爷知道他们是什么,因为孙子在看电视的时候,他们也会瞄上两眼。
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交流依然不需要额外的信息。
这个时候,与农村留守儿童相对的,是那些跟随父母去了城市的孩子,他们对城市的接触不再是黑白或者彩色,而是身处其境。
这个时候开始,时代的发展在城市的基础上迅速展开,其速度之快,已经不是那个由公社解体向包产到户的巨变所能比拟。
这样的速度,必然让人在时代面前出现分化,那些在农村主持生产的爷爷和那些在城市身临时代潮流的孙子之间,所出现的隔阂已经不能用代沟来说明其间的冲突和差距了。
时代变化之快,让两代人之间,让城市和农村之间,让两个时代之间的沟通,已经无法用额外的说明来补充。
这个时候,秉持着农村传统秩序伦理观念的人和随着城市和时代脉搏一同成长的人之间,已经由不可沟通转变成不可思议和敌对状态。
春节是这个矛盾最大的聚焦爆发期,父母长辈开始频繁干预年轻人的婚恋生活、工作和收入,甚至和父母之间的沟通方式。年轻人使用着现代直来直往不多讲客套的直率,农村父辈们则需要孝顺和顺服的客气态度;年轻人想用自己的经济收入改变父辈的生活乃至观念,为他们添加冰箱空调,为他们购买智能手机,他们想让父母们享受现代文明的便捷,但是父辈们关心的是你有没有对象,你收入多少,你有没有升职等等。父辈依然像以前一样,省吃俭用,舍不得用电,舍不得买智能手机,甚至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在他们看来,他们生活的意义都是为了孩子的幸福生活。
两种生活观念的冲突,与其说是生活伦理的冲突,不如说这是父辈们唯一一种能让自己不落后时代的努力。他们还能努力为在新时代的子女准备着生活,自己在时代面前还不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弃儿。
《啥是佩奇》的视频中,爷爷接到孙女的要求,就开始寻找什么是佩奇的答案,无疑那些深居农村没有出过门的邻居是不知道佩奇是谁的,只有那个在北京做过保姆的邻居知道。
爷爷对佩奇形象的锲而不舍,正彰显着传统农村对城市的陌生,对时代的陌生。
爷爷用着信号不好的2G手机,这是他和时代、城市的唯一互动,但是信号的微弱和时断时续,正象征着他们对时代和城市的把握和感觉。
彩色电视所传达的时代以及城市,和城市互联网的自主选择和推送相比,显得传统和古板,这正是爷爷努力寻找佩奇形象并不断制作佩奇的动力,他要为孙女制造一个佩奇,以显示自己离这个时代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遥远。
爷爷所要证明和所要展现的,就是他可以满足孙女的愿望,他可以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和形象来和他们交流。
当然这是老人对远在城市亲人的爱,但是在爱的表达中,又是追赶时代的努力。
爷爷从包里掏出那个包着红布的鼓风机佩奇的时候,我感动了,但是我更愿没有佩奇,而更愿他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为自己买一个智能手机,连上网络;更愿他能更好的生活,和这个时代,和这个城市减少些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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