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读《基督宗教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工作》：好撒玛利亚人

左芙蓉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工作》，详细梳理了近现代基督教在中国教育、医疗、赈灾、社会工作等方面所作的贡献，极其详尽地论述了传教士所开展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向我们展示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所扮演的影响巨大乃至主导的角色。

公元169年和260年，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中可以说是黑暗的年代，因为两场瘟疫无情地袭击了罗马帝国，第一场瘟疫首先袭击远征的军队，继而袭击城市，死亡的人多者一天五千，每天都会有几车尸体运出，也许早上刚和家人问安，下午就见不到人了。比瘟疫更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一个人感染瘟疫，哪怕没有死亡也会被家人和邻舍抛弃，与此同时，社会鲜有机构能在这场危机中起到积极作用，除了基督教会之外。基督教会成了当时唯一的庇护所，面对那些感染瘟疫而被家人抛弃的患者，不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平民还是官员，教会都力所能及地的将他们接到教会里施以救助，基督教会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影响甚大，以至于罗马皇帝朱利安亲自发起慈善运动，目的就是要超过基督教的影响力，将民众的好感重新拉回来。在给异教大祭司的信中，皇帝不得不说异教徒需要在美德上赶上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对人的照顾不分等级不分肤色和性别。没有记录证明朱利安发起的这场目的为盖过基督教影响力的慈善运动取得成功。

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一帆风顺，虽然我们极少有那么规模庞大影响全国的瘟疫，但是干旱和洪水以及小面积的瘟疫每年都会发生，尤其是在淮河流域，十年有两年风调雨顺就值得庆贺了。由灾难带来的死亡恐惧，伴随着我们的历史，形成了我们的性格-明哲保身。这类似于罗马异教徒一样，在面对苦难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保证自己的生存才是最重要。所以在面对灾难带来的危机时，我们都是个体在对抗，也许有血缘家族的组织，但是这种组织往往在平年还能发挥功效，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却是松散和脆弱的。加上我们的医疗并不发达，所以莫说瘟疫来临我们面对死亡威胁，就是平常里的普通生病也同样要面对死亡。

1930年7月辽宁西部大凌河发生百年不遇洪水，1931年江淮特大洪水，1932年8月松花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1931年黄河中游发生特大洪水，虽然洪水不像瘟疫那样让人不能躲避，但是洪水依然造成七千万的灾民和140万人的死亡（见本书第84页）。面对灾害的发生，基督教教会积极筹集赈灾物资，1931年的华北特大洪水灾害发生后，南京主教惠济良发动赈灾募款，在他的号召下全区会友募集到旧衣物37003件，银洋50685.76元（该书第51页）。除了钱粮衣物之外，面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更是提供暂时的容身之所，并提供饮食和衣物，这让人想起那些因着五饼二鱼而吃饱的跟随耶稣的五千信众。

同时，在那个时代，政治变革，社会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战争、灾难、军阀的费用全由民众承担，面对贫瘠的土地，落后的农业，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基督教传教士在20世纪初开始关注农民，关注农业，赛珍珠的丈夫即是农业专家，后任金陵大学教授，他在安徽宿州指导农民改良土地，引进优良玉米品种。当时教会创办学校，培训农民，推广农业技术，引进新的品种，金陵大学还专门成立农科，各地教会也是创办农林科。除此之外，在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召集各教会代表前去参观学习。可以说，在农村问题上，基督教教会是希望影响整个社会，并建立新的农村社会。

从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第一家诊所开始，传教士在中国开设诊所，医院不计其数。而以英美背景的传教士开设医院居多。当时普通民众对这些洋人还是怀有陌生之感而不敢靠近，认为这些人是吃人肉和喝血的，所以他们躲得远远的，比如当时美籍妇女教士葛璧玺于1897年由美南长老会出资于徐州西关建立医院，开始并无人就医，而是躲得很远观望，后来女传教士便在庭院中当众哺乳，如此数天，民众看到这个女人原来也和自己一样给孩子喂奶，所以便不再害怕，开始就医，随着一些疾病诊治康复，传教士创立的医院才开始声名远播。截止1937年止，仅仅英美背景的教会医院就达到300多所，床位21000张，另有小型诊所600余处（26页）。这些医院，大多是不收费的，甚至只收取很少的费用，让那些贫穷的人家也能看得起病。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古罗马帝国的一幕再一次重演，这些看不起病，经受疾病折磨的穷苦人，在基督教医院里获得了重生。耶稣说瞎眼的得看见，那么当青光眼几乎失明的病人被医治而重现光明的时候，她对耶稣这句话的体验一定是最深刻最生动的。

除了上述社会服务之外，基督教在今天被我们所熟知的是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他们创办了大量的高校，正如今天中国最好的三甲医院大多是以教会医院为前身，比如苏州大学附属医院前身是基督教会医院博习医院，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前身是教会医院基督医院，同样中国最好的大学大多前身也是教会大学，苏州大学的前身是东吴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前身是圣约翰大学等，正如传教士建立的医院促进或者奠基了中国医院的建立，正是从传教士的医学传教活动开始，中国的医院才开始建立，同样传教士的教育传教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近代的中国是基督教中国，这样说在笔者看来毫无夸张。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是通过传教士进行的，他们的活动不分对象和等级，小学中学大学技术教育虽然不能说遍布城乡，但是影响中国近代的大部分读书人还是确切的，近代中国变革中的领袖人物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大钊留学日本的英文是在青年会的夜校里学的，在监狱里他通读圣经，被胡适称为没有受洗的基督徒；毛泽东在晏阳初的乡村运动的学校里做过老师，江青在上海的时候也做过基督教青年会夜校的老师，人间佛教的发扬光大着印顺大和尚毕业于教会学校并在教会学校里任教九年之多，正是借鉴了基督教的慈善理念，才开创了人间佛教，继而才有台湾慈济。当时的传教士不仅建立大学，还对中国进行了社会调查和研究，可以说当时的基督教是最了解当时中国的机构。正是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成就了中国的变革，中国的整部近代史我们可以说是在传教士影响之下的近代史，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耶稣说瞎眼的得看见，捆绑的得释放，这不是空话，也不仅仅是专指着灵魂的，正如面对五千人的饥饿人群，耶稣还用五饼二鱼将他们喂饱，也许他们当中有人没有相信耶稣，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但是这并不影响耶稣的救恩。正如耶稣所讲的另一个好邻舍的例子，面对奄奄一息的人，离上帝最近的祭司和文士都视而不见的走过，却唯有被犹太人厌弃的撒玛利亚人将他妥善安置。正如罗马皇帝朱利安担心基督教的影响会危机自己的统治一样，中国那个时候的士绅也有同样的想法，从而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远离传教士，甚至不惜发动教难。但是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因此妥协，也没有放弃，而是坚持着耶稣的教导，做着好撒玛利人做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鲜活的基督生命！

图书信息《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工作》，作者左芙蓉，民族出版社，北京，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