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学者陈浩武：石门坎模式在乡建中的坐标性意义

一个人生活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整个人类则生活在历史、现在和未来之间。回顾昨天、借鉴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把握现在，塑造更好的未来。

感恩的是，历史给予我们许多活生生的值得研究、对比和借鉴的样本。位于云贵高原西南一隅的石门坎在百多年前因着传教士柏格理的进入而带来的巨大改变，对于今天亦颇有借鉴和思考意义。

在10月22日至23日于北京举行的第三届柏格理思想研讨会上，多位著名学者与专家就“石门坎与乡村建设”主题从不同角度发言与讨论。其中，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深圳石门坎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光华研究院研究员陈浩武以《石门坎模式在乡建中的坐标性意义》为题分享了他的思考和观点。

陈浩武表示，他希望藉着举行柏格理思想研讨会等活动，“让柏格理和石门坎回归它应有的历史地位”，柏格理和石门坎在他看来有很多可以思考的角度，其中乡村建设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意义的话题，因为乡村的凋敝是当前中国一个非常紧迫和尖锐的问题，乡村面临着很多危机和挑战，比如环境污染，他举例说自己的故乡湖北因为水体污染产生不少癌症村；还有人才流失，考上大学的人很少再回去农村，还有打工离开农村的也很多，现在农村大多只是剩下老人和孩子；精神荒芜，农村的信仰和乡村精神的崩溃非常严重；同时，乡村基层的黑社会化也成为愈来愈被人关注的现象，有些农村已经变成了依靠拳头来操纵的地方。

对这些农村凋敝的现象，陈浩武认为这是“内卷化的殖民”模式导致的，指的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在它们经济起飞时把世界作为它们的蓄水池，在全世界找到资本、劳动力、资源来支持自己经济的发展。而当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蓄水池，所以只能把城市的现代化建立在一种对农村的殖民模式上，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大量农村的资源流向城市，而把很多环境污染、资源剥夺等像抽水机一样从城市输入农村。“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剥夺。”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他以甘肃杨改兰等悲剧事件为例。

接着，陈浩武回溯说，乡建在中国并非新课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有许多大家常常提起的模式，比如梁漱溟模式、晏阳初模式、卢作孚模式等等。但他认为，在这些之前，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柏格理在石门坎的尝试，却常常被国人忽略，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人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受到人忽视呢？因为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这段年间，中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基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是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等都反对基督教。所以，石门坎这种乡村建设不会纳入到国民的视野当中。”陈浩武说，“但今天当我们去对比的时候，发现石门坎模式在乡村建设中有很独特的特点。”

接着，他一一对比了梁漱溟模式、晏阳初模式与石门坎模式的对比：

梁漱溟模式：
——口号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陈浩武指出，这里所说的创造新文化其实是建造在中国既定的传统的儒家文化基础上的，是一种希望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复兴上，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并不改变既定的过去的文化价值观和模式，

晏阳初模式：
——焦点是乡村建设与民族再造
——提出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基本可以用“愚”、“弱”、“穷”、“私”这四个字来代表,据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教育”理论，即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具体的教育内容分三步实施，一是通过识字教育启迪民智，二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民德，三是通过生计教育改善民生。而推行这四大教育必须使用三大方式，即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即一是开办平民学校的学校式，二是以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纽带，用举办读书会、农产展览会、各种比赛等方式向社会辅射的社会式，三是由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向父母家长辅射的家庭式。
——晏阳初提出，要想化农民，首先要农民化，即知识分子都应该跟农民打成一片。

陈浩武特别强调，晏阳初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乡建尝试中他并没有提出用基督信仰来改造农村。

柏格理石门坎模式：
陈浩武指出，他认为石门坎的乡建模式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1.精神信仰的确立是核心
——去巫化
这是石门坎模式中国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这也是石门坎模式和梁漱溟、晏阳初模式很不一样的地方。

2.发明文字使基督教文明覆盖
通过翻译圣经、创造文字使基督教的价值观成为石门坎的主流价值观，这也是石门坎发生重大变化的最重要的基础，透过这个支持了石门坎当地苗族的精神和灵魂建设。

3.完整嵌入现代教育体系
藉着翻译圣经、创造文字以及学校教育等把当时在英国的现代教育体系移植到石门坎。

精神信仰是石门坎乡建模式的核心，对此，陈浩武从三点进行了分析：
——去巫化（改变了当时苗族的赞米亚文化）
——轴心文明对多神教的取代
——基督教文明提供社会秩序

陈浩武说到：所有的文明一开始都有巫文化的影响，如果不突破这些，这种文明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以轴心文明来展开去巫化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石门坎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赞米亚文化现象，这种文明有两个特点，一是地理结构破碎，二是有一个逃避型的结构，对整个主流文明是一个非常逃避性的态度，而在云贵高原上的石门坎非常符合这个特征，第一，它是结构破碎的地理环境，第二，它是逃避的，从蚩尤开始就是逃避的特征。石门坎两千年一直维持着那样的文化，一直没有受到儒家文化的教化和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逃避型的结构，一方面是因为儒家不愿意来“化”。如果不突破这种赞米亚文化，石门坎的文明不会上升到新的层次，所以需要用一种新文明来取代这种多神教。柏格理采用的方式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取代多神教，并且为当地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方式。

接着，他谈到，石门坎也建立了很好的乡村自治模式。自治必须要有一个秩序，比如传统的中国是“皇权不下县”，由乡绅来依靠儒家的伦理来决定一些乡间具体的事情。石门坎的模式中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以教会组织共同体为核心的社会自治，和以学校为核心的教育文化体系，由此也可以看到信仰和教育在乡村自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除了精神信仰、乡村自治之外，石门坎教育体系也极具特色。陈浩武浩武谈到，乡村教育和精英培养也是石门坎模式的出彩之处。在1906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的同一年，石门坎小学开学了，透过这个完成石门坎的乡村教育，并且其中优秀的学生将会被推荐到昭通的一个教会办的中学，学费由教会筹集和供应，如果在这里成绩优异考上大学的话，还会继续被推荐到位于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或武汉神学院。

最为特别的是，“这些人学完了之后就走了吗？没有，所有的人都会回到石门坎，”陈浩武概括这是一个“循环式的教育模式”——从石门坎小学开始，到昭通的中学，再到华西医科大学/武汉神学院，最后再回到石门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特色的教育体系，是从石门坎开始、又回到石门坎转了一个圈。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回到故乡、建造故乡。”

他举出吴性纯和朱焕章的例子。吴性纯是苗族中第一个医科博士，他毕业后回到苗寨做了第一家苗人平民医院，朱焕章毕业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并且邀请他留下来在总统行园工作，但他拒绝了，他说他们的传统是所有的苗人受到教育之后回到苗村，这让蒋介石都非常感动。这种循环的模式使得这些非常优秀的社会精英并没有流失，反而成为乡村建设下一轮的动力。

在陈浩武浩武看来，正是精神信仰、乡村自治和教育体系，让石门坎在柏格理的建造下短短十多年前就成为西南的文化高地，这也给予今天我们的乡村建设很多启示。他看到现在有些乡村建设只是注重物质的建设和金钱的输入，但忽视了这些，是值得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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