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石门坎之坎

如果说世界上有哪几个民族最苦难，可能排在前面的要说犹太人和苗族了。苗人在远古时期本生活在水草肥沃的黄河和长江之间，最早进入农耕社会，在部落争战中打败强大的共工部落的强大族群，但是却被游牧的黄帝部落击败，而四散逃亡。从此之后他们被历朝的统治者视为打击对象，他们的逃亡历史从黄帝进入黄河开始直到清朝灭亡，长达数千年，他们逃亡的线路逐渐向南逃到蛮荒之地，以此躲避被屠杀和奴役的命运。在长达几千年的逃亡中，苗族群体被分解，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做着汉族地主或者其他民族地主土司的奴隶或者农奴。苗族人在历史中并不是没有反抗，但是面对强大的统治政权，反抗的苗族群体只能以卵击石，都以失败告终。

石坎门位于贵州威宁境内，乌蒙山脉中。乌蒙山由云南呈北东向伸延至黔西北威宁县境，最高峰西凉山，高达2854米，西北向山脉最高峰韭菜坪高2900米，有“高原屋脊”之称。这里群峰迭起，山峰陡峭，极难通行，所以每一个悬崖小径的拐角处都供奉着岩菩萨，以祈求在小路上平安通过。这里气候寒冷，一年中适宜庄稼生长的时间很短。大部分由石灰岩组成，土质呈强酸性，PH值在3.9-5之间，只能种植一些抗寒抗酸的作物，当地民谣称“洋芋好比核桃大，包谷只有辣椒粗，耗子进地跪着吃。”荞麦亩产一季只有17公斤，这些不足安徽山东亩产的十分之一。所以这里的苗族人一年的口粮平均不足120公斤，大部分的日子要靠野菜充饥。

而在政治身份上，他们受着当地的汉族和彝族的欺压，一旦有苗族人家通过自己的勤劳积蓄一点财富，那么当地土司就会借着各种理由霸占耕牛，拉走粮食，甚至抢走家人。所以当地苗人不敢积累财富，也不敢反抗，因为反抗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夜晚行走不敢住旅馆，不敢靠近市镇，只能在山中露营。

可以说石门坎乃至威宁的苗族人是个苦难的民族，从生存上也是生活在饥饿边缘的赤贫群体。既然现实的手段无法改变现状，那么苗人把希望建立在对救世主的期盼上。能带领他们取得美好生活的“苗王”也就应运而生。所以当内地会的传教士党居仁在路边遇到几个吃苦荞麦饼的苗族猎人时，以为他们是深山中原始人，后来党居仁用苗语和他们聊天并且给他们吃他们祖先都没有吃过的饼干，并且把自己的名片给他们，并让他们拿着名片去当地的政府要回被没收的猎物，这个时候，党居仁，这个大眼睛的外国人就成了苗人心中的苗王。于是“眼睛有鸡蛋大的苗王”降世，便在山中的苗人群体中传播。其实早在1888年党居仁便在安顺建立传道所，但是直到1903年遇到那几个猎人，这期间发展信徒并不多，只有几十名信徒受洗。但是当苗王降世被传开之后，苗人受洗成为信徒的人数呈几何级增长。此时苗人信教的热忱远远出乎党居仁的意料。于是便在一个叫距离石坎门数公里远的葛布建立中心。

苗人并分不清哪个人是苗王，反正只要是眼睛像鸡蛋大的外国人都是苗王，于是当几个并不被学校看守瞧得起的衣衫褴褛的苗人来到伯格理的教会学校找他，并拿出福音小册子要求上学的时候，伯格理知道了哪里才是真正需要他的地方。

在当时苗人把循道宗的伯格理和内地会的党居仁看成是苗王降世，纷纷前来聚会受洗。这种大规模的皈依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当时在中国传福音的国外差会很多，为什么只有这个威宁地区最成功呢。在宗教理论中有种理论叫补偿理论。认为人们皈依宗教的原因是因为宗教能补偿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缺乏，并且这种缺乏大多不能通过世俗手段来解决。威宁地区的苗人在各个方面出现严重短缺，政治身份上他们被奴役，没有自己的合法身份;在生存上食物短缺，常年饥饿，生存在死亡边缘;在身体上更是没有健康的保证，死亡可能是他们最长经历的;在社会上他们更是缺少团体认同，由于威宁地区地势险要，耕地分散，所以不适合大族群的居集，只能几户人家一个村落，没有可以提供保护和归属的大宗族和其它团体;而以上的缺乏在经过几千年的代代相传之后，在他们心理上形成了固定的心理特征，他们有种强烈的被世界抛弃的认同感，也就是这种认同感让他们对苗王降世产生那么强烈的盼望。我们会发现党居仁和伯格理在威宁地区建立传道所多年却没有效果，直到他们遇到深山的苗人。之前他们把传道所建在城市，这里的苗人稀少，并且能在城市周边生活的苗人地位应该比山中的苗人要高，在现实世界的世俗短缺上不是那么强烈，所以他们的皈依热情并不高。这是他们在城市没有成功的原因之一。当传教士利用的自己的影响和医学知识帮助苗人解决了与权贵的纷争，缓解了他们健康威胁，让他们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饱饭的时候，大量苗人开始剧集，而由此也结束了苗人的分散状态，形成可以彼此安慰的共同体。

正是基督教所提供的这些现实改变，补偿了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主要缺乏，从而建立现实的安全感。那么是不是只有宗教提供的他们才会接受呢，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并非如此，这种补偿不论任何他者提供，都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在石门坎教会建立半个世纪之后的1948年，一场地震把整个威宁地区变成一片废墟，教堂倒塌只有一片瓦砾，正是从这场地震之后，石门坎地区的基督教开始损落，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生活已经达到很大改善。随着共产党在当地建立政权，在土改之后生活和身份都得到改善的石门坎苗人便越来越少地去礼拜堂聚会，这个曾经被誉为西方天国的地方，基督教开始慢慢销声匿迹。在大家心目中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

当然，基督教在石坎门的发展给当地人带来巨大改变，这是基督精神的结果，所以对此是不能否定的，我们更看到基督教对苦难的关怀，在这个观点上，伯格理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不像内地会的葛布教会那样只强调灵魂救赎，而是创办学校，创立苗文，开办诊所，培养了第一个苗族人的医学博士，这是耶稣精神的真正实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宗教皈依背后的世俗因素，以及反思在当下基督教该如发展。这是一个坎，在今天这个工业发达的社会，基督福音如何向那些衣食无忧的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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