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古道】寻访剑桥七杰在阆中

【按】1885年2月5日，剑桥大学七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接受内地会的差派，从伦敦远赴中国，轰动了那个时代，被称为“剑桥七杰”。剑桥七杰，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剑桥七杰到中国之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对于大多数人都是一片空白。本文也不是对“剑桥七杰”的全景描绘，而是选择四川阆中这个川北小城，具体记录其中三杰在阆中的一些故事，这三杰是盖士利、章悟道（章必成）、杜明德（宝耀庭）。

后排从左至右：施达德、章必成、司米德；前排从左至右：杜明德、何斯德、杜明理、盖士利

【一】

百年圣约翰大教堂

“那时，我年龄还小，从围观大人们的缝隙中，看见一个长条形的油布圆筒从墓穴里被拉出来，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油布圆筒被运走后，不知道被丢弃到何处？我长大后，读了一些书，才知道那时传教士盖士利的墓穴。”——从小在阆中杨天井街长大的M先生回忆如此说。M先生亲眼见证了盖士利墓地被掘的瞬间。后来，郎家拐街改名为反帝街，圣约翰大教堂（盖士利建）改为反帝电影院。再后来，教堂改成存储中药材的仓库。无论如何，历经时代沧桑，圣约翰大教堂奇迹般的保存下来了，而且相当完好。

阆中圣约翰大教堂外观

圣约翰大教堂建成前，在1893年圣诞节，英国传教士盖士利（剑桥七杰之一）在阆中郎家拐街46号奉献“三一堂”，可坐300余人，后来信众不断增多，决定建更大的教堂。因时局动荡，从最初谋划到最终落成，历时10余年，于1913年6月7日正式奠基，1914年12月14日落成，1914年12月20日祝献典礼。阆中作为东川教区所在地，圣约翰大教堂成为东川教区总堂，当时辖7个联区，22个牧区，总领川北、川东包括重庆在内的30多个县、市教会活动，共有教堂119所，教徒4918人。

圣约翰大教堂正门

圣约翰大教堂内景

圣约翰大教堂由澳大利亚建筑师饶哲夫设计，占地近50亩，建筑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可以容纳近2000名信徒。整体建筑具有哥特风格的崇高感，亦有东方元素穿插其中。从空中俯瞰，外形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内部空间设计，按“圣殿、圣所、至圣所”布局，“至圣所”墙面上是巨大的圣公会风格十字架，圣公会风格的十字架保留了古典元素，与众多新教的十字架风格有明显不同。至圣所墙壁两侧镶嵌着《十诫》碑文，紧挨着的“圣所”墙壁上镶嵌着《信经》和《主祷文》的碑文。四块碑文刻在很好的石材上，使用的是深文理白话译本，较之目前通用的和合本译本更为简洁明快。屋顶的设计很有骨骼感，弧形梁木层层升高架空，一层一层纵向延伸，有点诺亚方舟的感觉。屋顶的横梁设计别出心裁，使用了钢索链接，这很罕见，通常我们只在桥梁结构看见钢索。教堂四壁有很多哥特风格的瘦长尖顶窗户，据文献记载，这些窗户曾经都是彩色的，可以想象得出阳光透过窗户的五彩缤纷之感。整个空间辽阔通透，颂赞时回音弥漫，仿佛天然的立体声环绕音响。教堂设计有很多精致的细节，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也有独到的神来之笔，教堂侧面拱门两旁，分别有一个“五饼二鱼”的浮雕，构思巧妙，形式精湛。仔细浏览，不经意之处，有一些砖面上刻着“中华圣公会”字样。最为意想不到的闪光点，是钟楼楼梯的设计，三十三级环形台阶拾级而上，象征yesu三十三岁生命历程，台阶由整块弧形石材镶嵌而成，柱子接缝相互交迭，契合完美精准。由下而上，逐级行走，有一种神圣的上升感，亦有一种与神同行的荣耀感。

圣约翰大教堂“圣所”

大教堂天顶仿佛诺亚方舟的骨架

教堂墙壁上的深文理十诫

教堂外墙上五饼二鱼的图案

钟楼三十三级台阶

刻有“中华圣公会”字样的砖

圣约翰大教堂，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屹立，这过程中并非没有惊险，其中两件事特别有象征意义。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7月16日，日本军队的飞机轰炸阆中时，在教堂区域丢下四枚炸弹，三枚在教堂外面爆炸，其中一枚穿过屋顶，落在教堂一侧的承重柱下面，炸弹深入地下，但却没有爆炸，这不能不让人相信这是上帝的保守。如果炸弹炸开，后果不堪设想。大概在2008年前的几年，英国圣公会方面来函，告知阆中方面，说之前的建筑是以百年使用年限规划的，使用年限快到了，提醒阆中方面注意维修。然而这份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2008年汶川大地震波及阆中，圣约翰大教堂受到冲击，很多柱子南北歪斜，教堂重建维修不得不提上议程。经由多方协同努力，圣约翰大教堂重新恢复光彩。教堂负责人曹老师谈及教堂维修，说她中学时代学了一点建筑学，没想到仅有的这点建筑知识派上了大用场，她说这是上帝提早的预备。今天的圣约翰大教堂，成为修旧如旧的建筑典范。在修复圣约翰大教堂时，曹老师还凭借自己的建筑知识，顺带修复了最早的三一堂，三一堂亦是修旧如旧，恢复了昔日风貌。

三一堂，建于1893年，纯木质结构，可以说是圣约翰大教堂的微缩版。纯木质结构的百年教堂，在今天实属罕见。1898年，英国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来到阆中，用摄影和文字记录下她眼中的三一堂：“教堂几乎全是用中国人的钱和馈赠建造的。它是中式风格，能坐200人，圣坛的窗户用彩色纸替代彩色玻璃，使其流光溢彩。站在外面的是卡塞尔斯主教（盖士利）、威廉斯先生和中国教区委员。”

修旧如旧的三一堂外景

修旧如旧的三一堂内景

【二】

剑桥七杰的影踪

川北小城阆中是幸运的，上帝把剑桥七杰中的三杰（盖士利、章悟道、杜明德）都给了阆中，其中两杰（盖士利、章悟道）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阆中。但这一段佳美的历史，并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相反，他们被遗忘在风中。

关于盖士利，中文文献记载不多，英国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在日记中这样描述盖士利：“卡尔塞斯博士（即盖士利）是先驱者之一，过去以剑桥的运动员闻名，最近被授予主教，他获得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显赫圣职，却一直过着古老、简朴、不辞辛劳的生活。他戴着辫子，穿中式服装，一个朴素的‘首席牧师’。在他回来时本地基督徒热忱地为他接风，赠予他‘翰林学士’的帽子和高靴，配着英国主教的服装还很合适，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那是必要的礼遇……”

盖士利主教（英）肖像，伊莎贝拉.伯德拍摄

盖士利一家合影

盖士利（字伟良，又名盖伟民，1858年—1925年），188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毕业后不久成为圣公会执事。1885年，盖士利受内地会差派来到中国，先后到上海、山西、陕西等地，什么时间到阆中没有详细文献记载，据学者王萌先生表述，目前可考据的盖士利最早到阆中的时间是1886年圣诞节。1887年10月4日在上海与英国女传教士玛丽（中文名：李美丽）结婚。1895年，英国圣公会把川东、川西教区合并成“圣公会华西教区”，英国坎伯雷大主教任命盖士利为华西教区主教。1925年11月因患伤寒与其妻玛丽（李美丽）相继在阆中病逝，并合葬于圣约翰大教堂外。

章悟道（又名章必成，1860—1939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男爵之子，高大魁梧的划船选手。按现在的说法，属于妥妥的高富帅，但却远赴远东贫瘠之地宣教。1886年上半年受内地会差派经汉中、广元至阆中考察。此后主要在川东北一带宣教。

原中华圣公会东川教区副会督古鹤龄（由盖士利在1906年按立为中国籍牧师）撰文记载：“嗟嗟章公，英之贵族，毕业大学，撇弃世福。来兹中土，甘受屈辱，深入内地，由陕入蜀。草履竹仗，布衣布服，天国近了，是其题目。论其个性，迥异常人，实行博爱，富于牺牲。不分东西，一视同仁，辞尊居卑，出于甘心。待人接物，本诸至诚，济困扶危，不夸不矜。为主宣劳，足遍全川，百折不回，志向弥坚。回英袭爵，人皆美焉，岂知公心，不以为然。敝之名利，末次飞川，行年八十，辜诏归天。”

其子章爱甫受父亲影响，后来也来到阆中宣教，他是一名医疗宣教士，一边行医一边宣教，1939年10月26日，章悟道老牧师在其子章爱甫供职的保宁传教站归于天家。章老牧师（当时的人这样称呼他）墓志铭上用英文刻着：“为上帝和中国服务五十四年后安息了。主关心我，才是最完美的。”

章悟道牧师（英）墓碑

杜明德（又名宝耀庭，1860年—1938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85年受内地会差派到中国。1886年到达保宁府（四川阆中）宣教，1888年到1898年在巴州（四川巴中）宣教，1898年到1928年在绥定（四川达州）宣教，庚子拳变与辛亥革命期间，他都在中国，66岁退休，1935年逝世。（本段摘录于百度百科）

杜明德（英）退休前与信徒合影

【三】

传教士们与阆中

在1900年前后，来自英、美、法、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员到保宁府（四川阆中）传教、行医、游历、久居者已经多达30余人。传教士们在传播教义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药、教育、文化、科技等。

1892年，阆中已经有传教士开办的西医门诊及药房；

1893年，盖士利在阆中郎家拐街46号奉献三一堂；

1895年，在靠近巴中县的千佛场建女子初级小学一所；

1896年，在临济堂街开办仁济医院（现阆中人民医院前身），1897年，上海内地会派英国传教士潘维廉管理仁济医院；

1898年，在临济堂街创立“天道学校”，是基督教在四川建立的第一个神学院（1944年并入重庆神学院）；

1887年—1901年，分别开办华英高等小学堂（盖士利任校长）、华英女子学校各一所，实行七年制教育，后又引进注重个性差异开放的道尔顿制教学；

1902年前后，陆续在唐清坝、白庙场、凉水井、解元场、老观场等地建福音堂；

1904年，英国传教士贝永光（另一说为澳大利亚籍）在阆中千佛场建立西部第一所孤儿院，收养人数最多时达200余人；

1906年，由盖士利按立古鹤龄为阆中教会第一个中国籍牧师；

1908年，筹建四川省最大的圣约翰大教堂；

1911年，盖士利在成都修建教堂，建辅仁学社（今成都上翔堂前身），在达县建保罗中学，开英文查经班，设德育讲堂、并设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课程，讲授完全用英语；

（以上摘自王萌《剑桥七杰与阆中圣约翰教堂》）

仁济医院旧址（现阆中人民医院前身）

可以说，盖士利、章悟道等在阆中奠定了二十世纪初四川基督教、医疗、教育的根基，其中教育成就最惹人注目的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少年时代就读于圣约翰教堂的教会学校。最先发现晏阳初的，就是阆中传教士姚明哲，姚明哲在大巴山宣教时，在晏父家中做客，发现少年晏阳初聪慧过人、且礼仪得体，于是建议晏父把儿子送到阆中教会学校读书。一代教育大师，就这样从阆中逐渐迈向世界。

在一次游历考察过程中，一位同行的青年学者说：“剑桥七杰时代的阆中，是四川的石门坎。”此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时的阆中也是极其偏远的西部小城，但却在某些方面已经与世界平行。当然，客观而言，那时的石门坎比阆中更荒蛮。

传教士姚明哲（澳）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

【四】

墓碑上的“使徒行传”

在圣约翰堂的南侧，是盖士利和夫人的墓地（后来重建的衣冠冢）。在西侧，有一座碑林，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传教士碑林，大大小小有十余块，其中有章悟道牧师、司道衡牧师、传教士佛.基.斯诺、传教士阿塞尔.劳伦斯、传教士玛丽、传教士贝永光等。有的墓碑是中英文双语，有的只有英语。司道衡牧师墓碑背后，有一句简洁的话：“主接走了他。”把这些墓碑上的墓志铭串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使徒行传第29章”。

盖士利及夫人墓地

阆中传教士碑林

写到这里，必须强调一块墓碑，那就是传教士贝永光的墓碑。贝永光（？—1931年），这位传奇的英国女传教士（另一说为澳大利亚籍），可以说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具体年龄也不详，传说她二十岁不到就到中国，1904年在阆中千佛场建立四川地区（也有西部地区一说）第一个孤儿院，收养人数曾达200多。贝永光教士的墓碑伤痕累累，有明显的碎裂修复痕迹。贝永光教士的墓地两次被毁，第一次毁于1933年的兵灾，后修复，第二次毁于文革期间，彻底被铲平。所幸的是墓碑残留，埋没于村民街坎，后被有心之人发现，终于重现天日。有心人不仅修复了墓碑，也仔细整理了墓碑铭文——

教士贝永光，大英女宣教士，性慈良，资禀聪颖，热心主道，饱饮经筵，本基督博爱之精神，抱救己赎人之志，原于光绪季年来华，传福音于阆属千佛场。教士之作主工也，得救众生灵命，竟忘自己苦辛，不避风雨，不事盥乘，兢兢焉，谆谆焉，至诚所至，交道孔多，于是建圣殿，开支堂，办学校皆井井有条。她如济贫困，施医药，循于慈善，靡不抱福利人群之旨。其最足称者，则于传道之外，因见连年荒歉，被遗孤孩盈塞道路，教士于收养之余，于千建孩院一所。嗣因房屋难容，又于仪之大尼、阆之白庙各置房产一份，移孤孩居焉，并聘华执事助理。教士复时往看视，举凡理发垢、问饥寒、施医服药、涤脓挤溃，调护之殷，虽慈母保赤不是过也。其尤可饮者，教士于抚养之余，复课以技能，俾造成有用之才，期能服务教会，其爱人也若此。而自奉则非常俭约，布衣素食，与孤（）同寝处，共生活，其克己利人为何如乎。教士墓碑原建于一九三一年，越二年毁于兵灾。今末等男有室而女有家，追怀往昔抚育之恩，诚恐生平事迹没而弗彰，爰集资重镌表诸墓，期垂久远，非徒凭吊已也，是为记。先后蒙恩男女重（）时一九四七年三月。

老一代的阆中人当中，名字里带“恩”字的，诸如“恩临、恩杰、恩惠等”，都是传教士贝永光收养的孤儿，他们散落在阆中各城各乡，据当地学者讲述，这些老人都已经归天家了。贝永光教士的墓碑还在，幸好还在，“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11；4）”

传教士贝永光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