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对当下三种回应疫情模式的反思——兼谈基督教里的“天谴论”

一、当下疫情状况概述

目前新冠病毒疫情依然还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在某些国家形势依旧严峻。

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日前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达到121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已超55万例。已有20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十万，其中美国确诊病例已超314万例（死亡病例超13万例），巴西确诊病例已超171万例。这个数据是触目惊心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

不过，曾经在中国肆虐一时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得到强有力的控制，国家“两会”也已顺利召开，各地复工复学都在有序进行中，人们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生活。

虽然上个月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一度爆发和年初武汉类似的严重疫情，造成疫情升级，但也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严控境外输入，防止疫情在国内反弹，是目前中国应对疫情的主要任务。此外，还有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曾经都是遭遇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但都得到了有效控制，都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

二、对当下疫情进行回应的三种传统模式

回想今年春节假期及之后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武汉封城之后，新冠病毒疫情一度不断恶化，几乎致使全民“禁足”，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冲击。这一现象也引起不少基督徒的关注和思考。

除了某些奇葩现象（比如美国有牧师隔着电视屏幕“治疗”新冠患者，韩国有牧师号召要相信神的保守，不要怕感染，而要继续聚会）外，归纳各主内自媒体平台（含一些挂名基督教的宗教营销平台）和微信群里的信息，主要有这么三个进路：

第一，认为是人违背了旧约里有关饮食条例的律法，随便乱吃野生动物，导致瘟疫发生。尤其是在疫情爆发之初，有媒体报道蝙蝠可能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有的基督徒就从旧约圣经里翻出了这样的经文，主张回到旧约圣经的饮食条例，严格遵行，就能避免瘟疫：
“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鹞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鸮鸟、鸬鹚、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鹳、鹭鸶与其类；戴鵀与蝙蝠。”(利未记 11:13-19 和合本)

比如，当时有个题为《名牧（季某某）：战胜瘟疫的方法》的链接在基督徒中间广为流传，这位“名牧”的教导有两点：
“所有基督徒只要守住新旧约一切的律例（当然包括饮食条例在内），就不会生病；人们（包括基督徒和外邦人）只要遵守旧约的律例，不吃‘不洁净’的野生动物的肉，管得住自己的嘴，以后就不会有瘟疫发生了。”

第二，把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和“末日来临”联系在一起，视之为基督要再来的一个极大的“征兆”。

比如，有位华人名牧结合新冠病毒疫情讲解启示录有关经文时，干脆宣布目前已经进入启示录所说的“第4匹马”时代（有关经文参启示录 6:8：“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译：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大灾难的到来，这是基督再来的前奏。

再如，有个主内平台曾刊发一篇文章《新型肺炎是末日来临吗？》，文章引述了启示录里的有关内容，其中这样写道：
“（启示录）9章让我们看到，世人在瘟疫、战争、灾难面前，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继续拜偶像，继续犯罪，并且是越发的行恶。然而在教会里会听见另一种声音，就是有关基督会何时再来。圣经却告诉我们，主何时再来是被封的。没有人知道基督再临的日子，但是在基督再临之前，这个世界的灾难会越来越多，基督徒该如何回应灾难呢？那就是吃书卷，读神的话语，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传福音。”

第三，把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视为上帝对罪人的审判，是上帝发怒的彰显。因此，有的福音作者和平台一方面是以先知的高姿态斥责罪恶，另一方面是发出呼吁——人们需要也必须向上帝认罪悔改才有出路。所以，有人据此还期待神迹发生。

这方面的文章比比皆是。比如有一篇文章标题就道出了这个主题：《现在是挪亚的日子》，在回顾了圣经所说的“挪亚的日子”后，指向当下：
“现今的日子又是怎样的呢?不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日子吗?不也是一个人只专注肉体享乐的日子吗?不也是一个道德已经没有了底线的日子吗?不也是一个掩耳不听真道的日子吗?不也是一个坐等审判的日子吗?不也是一个已经完全麻木，对于周边所发生之事全然不顾的日子吗?是的。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在为着温饱而忧虑了，从原来每天忧虑吃什么，渐渐变为怎样吃，在哪里吃，以及和谁吃等等的光景之中。这个时代道德已经沦丧，已经没有了道德的基本底线……”

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编发的某些国家（比如意大利、巴西）居民在大街上马路边集体下跪祈祷甚至哭泣的视频（但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也可能是移花接木ps而来）在基督徒微信群朋友圈非常流行，也收割了无数流量。当然，更有某位华人改革宗名牧干脆宣称，中国遭遇疫情是由于某位牧师受到逼迫引起……

三、对上述三种模式的反思和评估

（一）只要遵行旧约饮食条例就能避免瘟疫？

对于第一种论调，把乱吃野生动物视为导致瘟疫发生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这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认为只要严格圣经有关饮食的条例就一定能杜绝瘟疫，这也是一厢情愿的。

因为历史上许多瘟疫并不是由乱吃野生动物引起的，就算是在旧约圣经里一些瘟疫的发生，也不是由于乱吃野生动物（包括猪肉）引起，而是人在道德上犯罪遭致耶和华上帝的愤怒所致。

这种论调的要害是，为了防止瘟疫发生，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回到旧约，重新遵行旧约饮食条例吗？

其实，只要认真查考新约圣经，我们就会明白，耶稣成就了旧约律法的应许和预表，新约也超越了旧约，所以，活在新约里的基督徒完全没有义务再遵守包括饮食条例在内的礼仪性和社会性旧约律例。比如，安息日会就看不到耶稣的十字架成就了这一切，看不到旧约的律法不过是要来之基督的影儿，结果导致开历史倒车，要把信众拉回到旧约体系里。

（二）只要人认罪就一定能让瘟疫自动退去？

对于第二、第三种论调，可以用一个比较大众化的词来概括，那就是“天谴论”。大众对这个词并不陌生，因为某些不信基督教的学者也使用这个词作为处理当下各种天灾人祸等苦难问题的一个工具。

只是到了基督教这里，这种“天谴论”又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内涵。简单地来说，可以归纳为这种“属灵公式”：人犯罪→上帝发怒→降下瘟疫进行惩罚；人认罪→上帝停止发怒→收回瘟疫。

人因为犯罪惹动上帝的愤怒，所以才遭遇如此瘟疫。反过来说，人只要认罪悔改了，就可以挽回上帝的怒气，瘟疫也会自动退去。比如，有文章如此写道：
“瘟疫的希伯文deber，在旧约中出现49次，每次都与人的罪有关。因此，这次新冠疫情也必然与人的罪不可分割。总体而言，神藉瘟疫作为审判的手段，是要唤醒祂的儿女彻底离弃罪恶，全然转向神，以便内心能得洁净。”

旧约圣经里确实有这样的模式，以色列人犯了罪，被神用瘟疫惩治，而以色列通过认罪、赎罪最终使得耶和华神改变心意，从而收回了瘟疫之灾。比如下面这段叙事就很典型：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 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忿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民数记 16:44-48 和合本)】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严肃的问题需要处理：抽离经文的历史背景，旧约圣经的某些经文可以简单而直接地套用在今天的生活吗？无论是对于人类集体还是个体而言，以这种黑白二元论式的“天谴论”处理灾难问题是否合宜？

首先，这种“天谴论”呈现的是一种黑白二元论式的图景，整个复杂的世界被简化为一个线性因果式“属灵公式”：犯罪导致瘟疫发生，认罪导致瘟疫退去。面对瘟疫肆虐，人不需要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比如隔离、救治病人、提升医疗水平等，只需要认罪就OK了。

以当代“基督教国家”美国为例，今年早些时候，为了抗击呈扩散趋势的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按照惯例，美国是每年5月第一个星期四是全国祷告日。但今年形势特殊，新冠病毒疫情席卷而来，特朗普把全国祈祷日提前到三月份进行，号召国民祈求上帝伸手制止这次疫情。

当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公开宣称：“无论你身在何处，我鼓励你以信心的行动转向祷告。团结起来，我们就能轻松取胜!”“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为所有受冠状病毒感染的人祈祷，并祈祷上帝将治愈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

当消息传来，中国大陆不少弟兄姊妹为之感到振奋，期待神迹发生。有的福音平台就此推出相关文章，还有人联想到2017年美国的一次祈祷日。2017年8月下旬，一场史无前例的飓风袭击了美国许多地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年9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9月3日定为全国祈祷日，为飓风受害者祈祷。据称，在祈祷之后，该飓风很快就“自动”止息了。

在很多基督徒心目里，特朗普是“当代居鲁士”，是上帝兴起来拯救美国基督教的伟大器皿。既然特朗普再次挺身而出，号召国民祈祷，疫情应该也能在美国很快得到平息。

可是，现在都快四个月过去了，美国的疫情还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严重蔓延中，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美国参加一战牺牲的总人数。显然，不是简单认罪祷告就能“药到病除”、“天下太平”的。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其次，这种旧约模式是建基于申命记神学之上的。在申命记28章里，耶和华神向以色列民宣布了有关祝福和诅咒的条款，简单地说，只要顺服耶和华遵照律法而行就能蒙福，只要离弃耶和华违背律法就要遭致惩罚。以色列的旧约历史一直活在这种律的支配下。

但是，这种黑白简单二元论的申命记模式只是解释和回应苦难（包括饥荒、疾病、瘟疫和战乱等）的一种模式，并不是全部概论整个世界。笔者前不久重新读了美国基督教作家杨腓力的两本探讨苦难问题的著作——《有话问苍天》和《无语问上帝》。

杨腓力指出，行善得赏、行恶受罚这种申命记模式并不是解释苦难的唯一模式，在旧约圣经里至少还有这样一卷书《约伯记》，提供了另外一种模式。圣经对约伯的评价很高，约伯是义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义人却连接惨遭不幸，几乎家破人亡。

约伯的三位神学界朋友来看望他，高谈阔论一番，一口咬定约伯一定是因为犯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罪恶，所以才遭致如此惨剧的。所以，约伯的朋友们不断劝戒约伯，你有罪，你要认罪，才能重新获得赐福。但是，当耶和华神最后出场时，耶和华神并没有揭露约伯犯了什么罪，反而向约伯的三位朋友发怒。

尽管如此，在犹太人的心目里，约伯三个朋友的观点可谓是根深蒂固。在约翰福音第9章记载了耶稣遇见一个瞎子的故事：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约翰福音 9:1-3 和合本)】

耶稣的门徒就是典型的申命记神学模式持有者，这个人生来就瞎了眼，身体有重大残疾，一定是罪的结果，要么是其本人犯了什么罪，要么是其父母犯了什么罪。门徒们把这个模式抛给耶稣，要耶稣从其中做出选择。

然而，主耶稣对门徒心里这种充满灰暗和论断的模式做了根本性的否定：“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并且进一步把门徒的目光引到神的作为：“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第三，按照这种旧约模式，既然瘟疫来自上帝对罪恶的审判，只要认罪悔改，瘟疫就会自动退去。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几乎看不到有关救护和赈灾的记载，好像只要一认罪，瘟疫就自动结束，不需要任何的预防和应对。

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经文处境而简单地把旧约经文直接套用在今天的生活。也就是说，虽然旧约圣经这样记载，但这绝对不等于说，人类面对瘟疫只能“等死”，只能听天由命。

事实上，在人类和瘟疫进行搏斗的历史中，人类也逐渐摸索出一些至关重要的应对瘟疫的方式，比如进行隔离、提升公共卫生和医疗水平。中国这次遭遇新冠病毒疫情袭击，如果不是投入巨大的医疗资源，并进行人群和地区隔离，引导公众佩戴口罩加强防范，疫情可能会肆虐到失控的地步。

所以，面对瘟疫的反应，那些还停留在前现代思维的宗教模式，还在期待神迹，甚至远不如无神论者更合神的心意。无神论者们最起码在普遍启示方面毫不含糊，能够积极地尽到自己的本分去解决问题，而且也看到了劳苦的成效，把曾经一度肆虐的疫情给控制住了。

所以，面对这场世纪大瘟疫，我们的回应模式需要调整。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末世论？

这种“天谴论”除了从旧约圣经里引用了很多经文作为支撑，还从启示录里寻找经文“依据”，并借此反复渲染末世论，末世论俨然成为灾变论、恐慌论。

今年早些时候，在很多基督徒的网络圈子里流传一个语音链接《丽艳最后的呼喊》，点击量非常高。这位“丽艳姊妹”曾经以“去过天堂地狱旅游”闻名，受到很多信徒的追捧。

在疫情肆虐之际，这位“丽艳姊妹”也冒出来“发声”了。这位“丽艳姊妹”宣称“七年大灾难已经开始”，人类进入末世模式。尤其令人感到冷酷的是，这位“丽艳姐妹”吩咐弟兄姊妹不要为新冠疫情代祷，说什么“求神止息瘟疫”就是“和神对着干”。

在“丽艳姊妹”那里，末世论等同于“灾变论”“恐吓术”。因为其信息充满大量末日式恐吓，让人看不到任何光明和盼望，连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感到“恐惧”。

所以，面对落入灾难里的每一个灵魂，这位“艳丽姐妹”既没有爱和怜悯的基督心肠，也没有提供平安与盼望之道，她投掷出去的是冷酷的石头！很显然，这位“丽艳姊妹”发出“最后的呼唤”，她所传达的神是一位冷酷无情、对人间冷暖不问不顾的“阎罗王”，很显然，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有恩典有真理的神！

这也是第三个要反思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末世论？是一个充满灾变、恐吓和诅咒的末世论？还是一个传递恩典、盼望和光明的末世论呢？

每次哪里发生了洪灾，哪里发生了地震或别的天灾人祸，总有些基督徒惊呼，什么末日近了、主再来的预兆、神的震怒/审判、罪人有祸了云云，有的挂名基督教的劣质平台更是开足马力进行炒作，什么“大异象，末世征兆，审判日近了！”、“中国又地震了，这是预言的应验？是末世的征兆？”

等等，这种信息比比皆是，让人感到无比压抑！

比如，在今年三月的时候，个别国家闹蝗灾闹火灾闹雪灾。有的劣质平台就不失时机推出这种宗教标题党链接，大肆渲染世界末日：《蝗灾, 病灾, 火灾, 雪灾！世界征兆不断, 是时候让大家知道情况了！》、《天灾！天灾！又是天灾！加拿大遭受史无前例的暴雪袭击，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不少基督徒也乐于沉浸在这种虚幻的“世界末日”……

原本复杂的末世论被简化为“灾难论”，更进一步被引申为“毁灭论”“恐吓论”，说什么神的震怒要临到世界，并要毁灭这个世界，然后信徒的灵魂都升天了。这种恐吓式末世论传达的是一个错误的福音观，世界要毁灭，基督徒将来都移民到天上生活了，但这不是耶稣所传的福音。

因为耶稣的福音不是由地入天，而是由天入地，神的国降临地上，改变更新万有，地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主祷文上半段说的很清楚：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马太福音 6:9-10 和合本)

（四）是逼迫引起瘟疫？

这个观点是由某位改革宗华人名牧提出来的，笔者宁愿相信这位名牧是被片面的资料给误导了。

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多年前就有一篇文章广为流传，标题就很有冲击力：《古罗马打压基督教三百年，在瘟疫中灭亡》，此文有借古讽今之意。这篇文章很长，总结了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遭受的逼迫情况，也对古罗马帝国爆发瘟疫的历史做了系统的梳理，但其论证方式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古罗马帝国确实对基督教有严酷的逼迫，但这个逼迫是阶段性的，因不同皇帝的政策而变。古罗马帝国确实爆发过许多次瘟疫，但古罗马帝国不是亡于瘟疫，也不是亡于“打压基督教”。

我们来看几个时间点，西古罗马灭亡时间是主后475年，此时基督教已经是帝国国教了，距离国教化都快一百年时间了，在基督教强势主导下，其它异教（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的雅典学院）几乎都被取缔了。所以，有的历史学家（比如写有《罗马帝国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甚至认为罗马帝国之灭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要对西罗马帝国灭亡负主要责任。

而东罗马帝国灭亡时间是主后1453年，此时东西方教会已久分裂400年，欧洲基本上是基督教的天下。东罗马帝国之灭亡，是亡于基督教内部纷争，给外敌可乘之机。

所以，笔者同意一位弟兄的看法，他这样说：“把逼迫基督徒硬生生扯上瘟疫，变成因果关系，这就像你不能用理论说服别人，所以才用恐吓一途一样，不要这么写。否则你无法解释中世纪的黑死病。”

是的，在中世纪基督教欧洲，也是经常发生瘟疫，频率也很高，原因也不复杂，那时候人们的卫生观念很差根落后，加剧了瘟疫的扩散。比如曾经消灭欧洲近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再如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时期有过一次复兴，差点再次恢复当年罗马帝国版图，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来袭，让查士丁尼的复兴梦想戛然而止！

四、教会历史上两个故事的对比

最后，我们来看教会历史上发生过的两大故事，两者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今年早些时候，有一本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克教授写的书《早期基督教的兴起》再次引起很多关注。这本书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了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几次大瘟疫的发生和基督教归信人数增长的关系，并且发现每次瘟疫之后，进入教会人数都会大幅度增加。难道有什么神迹发生吗？

回顾古代基督教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面对频频爆发的瘟疫，初代基督教的弟兄姊妹们没有炒作“天谴论”的论调，也没有渲染世界末日论的恐慌，而是在瘟疫中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给予社区居民和邻舍以关爱。

当然，他们也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他们爱邻舍的行动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彰显出美好的见证，吸引了许多异教徒归信基督。

古代史学家犹斯比就记录了狄尼修对主后二百六十三年亚历山大瘟疫期间一段感人的描述：

“一场瘟疫随战争而来……我们大多数的弟兄表现了极度的仁爱。他们互相鼓励，勇敢无惧地探望病者，照顾、服侍他们。他们甘心染上邻舍的疫病，受他们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顾病者时得病死去……反过来，外邦人便很不同，他们撇下那些初现病症的人，就是至亲，他们也弃而不顾。”（摘自《基督教发展史新释》)

正是初代基督徒在瘟疫中有如此仁爱的举动和表现，对于未信的异教徒产生了很大的感染力，所以每一次瘟疫之后基督教信仰人数都大为增加。早期基督教就是这样崛起的，靠的不是神迹奇事，而是奉主名对邻舍默默无闻服侍的行动。

我们在看一看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地震。里斯本大地震发生于1755年11月1日上午，这一天是万圣节，信徒们正在神父的带领下举行集体宗教聚会。

大地震震级达到了9级，震中位于里斯本以西约100千米的大西洋洋底，地震有感半径达200千米，地震还引发海啸，海浪高达三十米。这次大地震导致近十万人丧命，占到里斯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据称，1755年里斯本地震为欧洲史上最大地震，也是人类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

而且，更让人困惑不解的是，地震以及随后蔓延的火灾使得全城四十座教堂、两百余间修道院和其他公共建筑毁于一旦，而城里的妓院和皇家造币厂（当时储有金币两百万枚）却完好无损。

而如何看待里斯本大地震，引来各方人士（除了教士和神学家，还有世俗的思想家、哲学家等）粉墨登场，纷纷发表高论。在宗教界最为流行的观点是“天谴论”的，认为这场地震是上帝向世人发出的警示，也是末日来临的预兆，而个体遭遇的不幸也具有“普世价值”，世人唯有忏悔自己的罪孽才能获得拯救。

其中，最为兴奋的莫过于以“虔诚”著称的耶稣会教士和神学家。他们搬出“天谴论”，甚至反对进行救死扶伤和灾后重建。

葡萄牙耶稣会会长马拉格里达在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种看法：这场大地震的真正起因》，表示地震是上帝的惩罚，反对重建计划，说什么灾后重建是对上帝的背叛。他写道：
“假装地震是自然事件纯属荒诞之谈。就连魔鬼也难于造出这样难以让人相信的借口。圣贤们早已预言地震的到来，但是里斯本罪恶太深，无暇顾及明天。里斯本确实让人绝望，所以才更有必要把所有的精力和目标都用于忏悔。”

这种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代的葡萄牙人普遍认为这次大地震标志着里斯本的末日已到，任何救援活动和震后重建活动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向上帝挑战。比如，当时有一位幸存者向神父的忏悔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自己去拯救自己，这是否不虔诚、不信任上帝呢？这是否与上帝抗衡呢？”

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却对教士们口里的“天谴论”提出了质疑，并为此写下名诗《里斯本的灾难》。伏尔泰写道：
“你会认为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吗?
那被抱在母亲的胸前
流着血的婴儿
你能说他们有什么罪过吗?
难道在这坍塌的里斯本
你能找到比花天酒地的巴黎更多的罪孽?
比起崇尚奢靡的伦敦
里斯本的放荡岂敢媲美?
但大地吞噬了里斯本
法兰西的轻狂儿女们
还延续着无度的宴饮
跳着疯狂的舞蹈……”

最终，里斯本大地震也引发一场神学和科学大辩论，像伏尔泰、康德等哲学家们利用里斯本大地震这一事件向当时的神权和迷信开战，使得启蒙运动在欧洲各国深入人心。

还有人借此对地震做了研究，尝试用自然法则解释和探究地震，并开创了现代地震学。而与此同时，耶稣会对葡萄牙的权力控制也被打破，甚至被赶走，于是葡萄牙一边进行灾后重建，一边也由此走上了近代改革之路。

对比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在瘟疫中前赴后继救死扶伤，而里斯本的教士们却大放厥词，竭力渲染世界末日论，对赈灾和灾后重建却毫无兴趣，甚至还拦阻别人这样去做。

所以，这种对比是多么的鲜明！这两个故事也是两种范式、两种路线的对比，是信仰和宗教、践行耶稣教导和维护祭司集团既得利益两种路线的对比！

结 语

在这里，笔者想到福音书一处经文让我们以此作结：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马太福音 9:35-36和合本)

信仰是什么？不是仅仅呈现富丽堂皇的教堂里，也不是仅仅呈现在各种宗教活动里，而是效法耶稣基督，突破宗教壁垒，活出耶稣基督那种以恩典和真理服侍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