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丨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人物“伊斯”背后有一段荡气回肠的宣教历史

一、电视剧里的小人物大格局

近来一部由曹盾执导、雷佳音和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古装悬疑历史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火爆网络，格外引起关注和热议。《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古装电视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唐朝天宝年间，在一次上元节（元宵节）前夕长安城陷入危局，长安“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和李必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传奇故事。

该剧自从2019年6月27日在优酷视频平台播出以来，对于看惯了“辫子戏”的中国观众来说，无论是故事人物设定还是情节编排，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所以，自从热播以来，在网络上好评如潮，口碑和收视率都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豆瓣评分也很高，被网友称为“爆款剧”。

在这部电视剧里，有些重要场景是发生在一个名叫“景寺”的地方，而与此密切相关的有一个名叫“伊斯”的人物。在剧中伊斯的职务是“景寺的执事”，虽然是一个配角，却由于种种原因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并且以“景寺”为舞台，在协助主角“张小敬”拯救长安的行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关伊斯的剧情是这样的：由于曹破延临死之前留下的是一个“十字莲花”式的图案线索，所以张小敬就顺藤摸瓜来到了景寺进行查案。但他没想到景寺执事伊斯竟然把他当成了坏人，还给他下套，一度还被伊斯关进“告解室”里。不过，伊斯和张小敬的相识虽然闹出了不少“乌龙”，但二人最终发展出深厚的友谊。当李必被蜉蝣抓走，靖安司大权旁落，张小敬陷入到落魄不堪境地的时候，是伊斯支持张小敬，并多次帮助张小敬，最后一起参与破案。所以，在解救陷入危机事件里的长安城过程中，伊斯也是一大英雄。

在中国拍摄的影视剧里，寺庙道观是最常见的，而教堂也不少见。但是《长安十二时辰》的“景寺”又是怎样的一种“庙宇”呢？而作为“景寺执事”的伊斯又是何方神圣？细心的观众不免会有这种困惑。

在网络上笔者就看到这样一段评论和相关背景介绍：

“《长安十二时辰》景教执事伊斯最后成了名人，他曾经入世当过郭子仪的军师，后来修建了波斯寺在中原传教，将景教发展成了唐朝第一大教，达到了黄金巅峰期。唐朝发展的十分繁荣，长安是一座包容性极强的都城，这里不仅有中原教会，还有不少从塞外传进来的异域教，景教就是其中之一。景教以十字莲花为标志，寓意‘景者大光明，莲花大洁净，十字大救赎’。……伊斯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唐朝陷入内乱时，伊斯一举成名，他不仅振兴了景教，把景教在中原的发展推上了全新高峰，更成了名留青史的异国高僧。”

这个评论大致说得没错，景教是唐朝时代一大外来宗教（但是还不至于是“唐朝第一大教”），在漫长的唐朝历史中叱咤风云二百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定足迹。所以，《长安十二时辰》在剧情里设定“景寺”这个场景和“伊斯”这个人物，绝非闲来之笔，而是出于作家和导演对于历史的深刻洞察。可以这么说，这部电视剧通过像伊斯这样的“小人物”显出一种历史大格局。

二、剧中“景寺执事”伊斯实有其人，且更具传奇性

在历史中，剧中的配角人物“伊斯”确有其人，并且其历史活动比电视剧里的情节更具传奇性。作为景教教士的伊斯睿智博学、多才多艺，而且具有卓绝不凡的眼光和胆识，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中在郭子仪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史载：“始效节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帐。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於朔方也……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协助郭子仪平叛，做出了很大贡献，被朝廷“赐紫袈裟”，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被盛赞为“大施主”。

伊斯也借助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大力推动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但视野宽广的伊斯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纯粹的宗教工作，他还广为从事社会关怀事工，乐施善助，扶危济困，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更效景门，依仁施利。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餧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显然，无论是在教内还是教外伊斯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立于唐建中二年（主后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考古界称为“世界四大古代名碑”之一）有关碑文就记载了伊斯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对其盛赞有加，并为之刻碑立传：“……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术高三代，艺博十全。……清节达娑，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在伊斯的时代，景教“波斯寺”于天宝四年改称“大秦寺”，进一步实现“去洋化”和“中国化”，之后数十年景教在大唐境内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到唐代宗建中二年（主后781年）的时候，景教教士在“大秦寺”院里立下一块石碑，并撰写了碑文，起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以纪念景教传入中土的艰难历程以及在中国本土取得的光辉成就。

三、伊斯背后的景教在华宣教史

在伊斯的传奇事迹背后有一段波澜壮阔的宣教历史，是关于景教的，也是关于基督教的。在本文第一节里引用了一段资料，这段资料把景教看做是“异域教”，以“十字莲花为标志”，但对景教所做的介绍仅限于此，内容寥寥，不足以展现景教的来龙去脉，更没有说明景教和基督教的关系。

今天的普通中国人一说起基督教，普遍的印象是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的“洋教”，基督教的上帝也因此被视为是西洋人的“上帝”。但是早在来自西方的“洋教”传入中华之前的唐朝，作为东方基督教重要一支的景教就已经叩开了中华的大门，并在世界宣教史和中国教会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景教”并不是独立于传统的佛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之外的新式宗教，而是广义基督宗教的一支，其缘起涉及主后5世纪古代基督教一次神学之争。其教会形态属于东方基督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利（Nestorius，约368-451）创建的教派（聂斯脱利派）。

聂斯脱利由于不赞同“上帝之母”的信条并主张“基督二性二位格”说而被当时的“大公教会”（后来的天主教）定为异端，接着遭受来自政教两方面的迫害。在这样背景下，聂斯脱利的跟从者离开罗马帝国前往东方发展并且建立教会，以后在叙利亚、波斯等地区站稳脚跟，还逐渐发展成一个颇具特色的独立教派，是在古代蒙古、中亚、波斯、中东地区影响较大的基督教宗派。

虽然和西方的教会渐行渐远，但聂斯脱利派教会依然保持了对宣教的极大热忱。他们的教士从中亚一路向东进发，后来沿着丝绸之路于唐贞观九年（主后635年）进入中国。“景教”这个名称是该教派传入中国之后所取的，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名称。“景”具有“大及光明”的意思，“景教”的意思具有耶稣基督乃“世界之光”的寓义。

当时进入中国宣教的第一位景教宣教士是来自叙利亚的教士阿罗本，好比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宣教的新教宣教士马礼逊。和马礼逊处处遭遇冷遇不同的是，远道而来的景教宣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受到特别礼遇，唐太宗李世民委派当朝宰相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后来，阿罗本还得到李世民的亲自接见，相谈甚欢，唐太宗准许阿罗本在中国宣教，并给予诸多便利：“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

之后三年内陆续又来了许多景教宣教士，达到21位。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特许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兴建教堂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朝廷还提供经费支持，所敕诏书上有“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

从初唐开始景教在中国传播二百年，鼎盛之时竟达到了“法流十道，寺遍百城”的程度。不幸的是，正当景教蓬勃发展之时，在主后845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昏庸的唐武宗听信道士谗言，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由于景教在很多地方吸收了佛教的一些形式和内容，也一并受到牵连，遭受沉重打击，从此景教在唐朝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唐末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景教在中原地区势力衰微，几乎绝迹，成为一段封尘的历史。

直到主后1625年，有人在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这块石碑的出土，让那段尘封数百年的景教在华宣教历史重见天日。

当时天主教已经传入中国数十年，所以此事在当时的天主教宣教士和中国信徒中间引起巨大轰动，激动不已。在明末有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称的李之藻在给《景教碑颂》作序时慨道：“今日后，我国士大夫，不得复咎圣教之来何暮矣。读知千余年前，已盛行若此乎。”在当时信奉天主教的士大夫们往往以“景教后学”自称。

四、景教在华宣教的得失

和唐朝时期的兴盛相比，后来的景教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微小，甚至差点从历史的长河里被人们遗忘。除了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在在北京房山区的车厂村附近还留下有一座景教教堂遗址，据考证那是元代至正十八年（1358年）重修的，元顺帝曾赐名“十字寺”，这处景教教堂是全国唯一一处有文献记载、有遗址、有十字碑刻等文物的景教遗址。

历史虽然远去，但信仰先辈们的足迹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回望历史，景教作为目前已知的最早进入中国这块土地的基督教宗派，是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虽然福音起于中东，但上帝并没有忘记遥远的远东这块土地，并很早就向这块土地差派了他的福音使者。

景教宣教士在华宣教，和后世的宣教士一样，做了许多社会服务事业，尤其是医疗事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到“病者疗而起之。”），用以作为接触普通中国人的媒介。他们也进行译经的工作，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大量使用中国本土的文化词汇。景教在华宣教的历史，也是一部探索“中国化”的历史。但是物极必反，景教过于依赖高层政治，在某些方面“处境化”又过了头，以至于混同于佛教，这最终也为景教的失败埋了伏笔。

尽管如此，景教在基督教来华宣教史上书写了华丽的篇章，值得我们去回味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