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中）

编者按：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身处中国基督教之中，亲眼看着、亲手摸着上帝在这片他所爱的神州大地上这个时代的工作。那么，到底真实的中国教会是怎样的情况、怎样的模样？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文为中国神学论坛创始人王文锋弟兄的分享“我眼中的中国教会”，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形成”、“二.中国基督教的当下局面”和“三.中国基督教的未来展望”。基督时报网站近期也会陆续登载，盼望读者从他的分享中得到亮光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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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

                         王文锋
续：

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上）

二、中国基督教的当下局面

      对于当下中国基督教的情况，一般来说有如下几个问题最让人关注，即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中国体制内的三自教会和非体制内的家庭教会各自情况怎么样？中国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情况如何？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互动情况如何等等？还有中国教会的宣教、牧者按立、神学教育等情况如何。

1、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各自情况

      谈及中国教会，给世界各国人最大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尤其是有关这两类教会的区别，比如三自教会是公开登记的，是政府支持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的地下教会，是与政府宗教政策对立的教会。

      没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迄今为止两方教会之间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究其原因，源于三大因素：其一是政治的问题，其二是神学的问题，其三是历史的问题。有关政治方面，乃是与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事有关，起因是当时由于得到苏联支持的信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击败了拥有基督教背景之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再加上中国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发生了交战，因此使得50年代的中国教会在政府的引导下大部分走向具有反西方性质的官方教会（三自教会）， 而其中拒不妥协的少数牧者如王明道、倪柝声等人则逐渐形成了家庭教会，期间尤其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是自抗美援朝后所有的宣教士便被驱逐出境。其二是神学的问题，由于50年代以吴耀宗为首的官方教会提倡以自由主义神学进路为主的神学思想，因此以王明道为主的持基要派信仰的非官方教会便在信仰方面与他们划清界线。其三是历史的问题，尽管60、70年代中国官方和家庭教会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同时被关闭，并共同受到迫害，但是基于50年代的历史背景，因此使得80年代重新开始的中国教会又迅速分为官方的三自教会和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由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无法在神学观念及政教关系上取得一致，因此使得80年代起至今一直处于完全对峙的状态里。

    有关目前双方的情况，由于家庭教会在受逼迫的60、70年代仍然在秘密地发展，因此自80年代中国教会重新开放后便蓬勃地发展起来。而官方三自教会尽管在发展上逊色于家庭教会，但却在政府的允许下重新开放了一些教堂和神学院，并也迅速取得了发展。时至今日，据三自教会官方网站的数据统计，三自教会名下的全国信徒人数在2000万左右，全国聚会堂点为53000多所，全国有不同规模的神学院校19所，在校神学生2000人（已毕业神学生10000人）。而在家庭教会这一边，据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估算，应该在5000万左右， 家庭教会大大小小的圣经培训班则有成千上万所。来自中国民间的著名学者李凡教授则估算，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教会和聚会点数量已达80万，总人数已接近1亿人。 （2010年12月14日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演讲）

      2、农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情况

    纵观几十年来世界的发展和进程，中国乡镇迅速城市化的情况无疑是最令人吃惊的事。据联合国2010年3月25日发布的报告《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修正版》显示，过去30年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世界第一，报告显示中国的城市比例已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到2025年将接近60％。报告还指出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的城市，中国占有四分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斯蒂格利茨更坦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

    同当下中国迅速城市化的情景一样，中国教会的事工重心也正在迅速从农村向城市推进。自2000年左右以来，许多中国教会牧者的事工策略已明显地在向城市转变。 伴随着城市教会从个体现象向群体现象的转变，城市教会体制和牧会理念也在相对地转型，即从原有各自零散的牧会体制转向城市特有的牧会体制。笔者把这种转变分类为如下三点：

(1)、牧者的素养正在转变：

    由于城市民众的受教育水平要普遍高过农村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尤其随着中国高校自1999扩招以来，大众的受教育水平更是今非昔比，尤其是在城市。这种状况就不得不要求城市教会牧者之水平也相应要提高。这种提高不仅在于学历上的提高，同时也在于其在受神学训练上的系统性。比如刘同苏牧师曾在2007年对北京城市家庭教会的49位传道人进行过的抽样调查显示，其中有28人的学历在大专以上，四分之三的传道人更是拥有正式神学院的学历（其中7人还从国外神学院留学回来），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前所未有的事。笔者估算目前正在海外接受正规神学训练的家庭教会神学生有数百人，这些人回国后大部分将会进入城市教会事奉。

    在三自教会这一边，这些年也逐渐在增强城市牧者的数量和质量，如2010年12月安徽省基督教两会在合肥市就一次性按立了14位牧师，如2011年3月杭州市就一次性按立了24位牧者（包括18位教师和长老），北京市基督教两会更是在2009年12月一次性就按立了32位牧师，以供应日益增长的北京各两会教堂之需要。福建省基督教两会在2010年12月在福建神学院更是一次性举办55位牧师和教师的按立资格考试。

(2)、教会的建制正在转变：

    这种转变家庭教会比三自教会更明显，因为三自教会的治理形态本来就已规范化，因此这十年来教会建制方面的转变主要是指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家庭教会。由于城市教会所面对的信众来自不同地区，因此原有来自单一区域传承下来的“家长制”的教会治理模式已根本无法适应。因此自2000年来一轮中国家庭教会体制转型的热潮便出现在城市教会之中。比较典型的情况一方面是个人式的英雄领袖逐渐由团队式的多数领袖取代；同时教会也逐渐出现了文字性的约束条款，不管是在教理方面，还是事工方面，抑或是纪律方面，都逐渐出现了成文的规条。

    总的来说，教会治理模式的规范化和条文化源于几种原因。其一是由城市的特色决定，由于一些城市教会的牧者团队和信徒大众来自全国不同的城市，因此教会事奉理念和牧养方式就会趋向多元化，传统那种“家长式”的口传权柄已无法在教会内有效地实行。其二，很多教会的事工逐步在扩展，如设立分堂、建立小组、组建培训班等，因此现实迫使教会成立文字化、团队化的事奉架构。其三是中外教会交流的频繁促使中国教会治理体制的更新，比如很多牧者从海外进修神学回来后，不仅带来了神学知识的体系，也带来了牧会理念的模式。而且随着一些海归基督徒的回国，他们正不知不觉把海外的教会治理模式介绍给国内教会。

(3)、教会的使命正在转变：

    由于城市教会的信众大部分都来自社会各阶层，他们在教会和社会同样都具有相应的身份，因此这就要求教会的牧养理念和事工策略不仅仅只是在寻找信仰的表达，更是需要追寻处境化的影响。因此自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已明显加大了在文化使命方面的关注和投入。比如在2008年的四川地震中，中国城市教会便积极投入了救援和救助的爱心行动中，据相关单位统计，2008年的民间地震救援中有近一半的力量来自基督教。

    比如拿北京家庭教会为例，2003年前后城市教会的数量就出现了爆发性增长的趋势（在其调查的46间教会中，有13间是于2003年成立的），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长现象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同样明显。由于城市教会的信徒群体拥有社会主流的身份，如教师、律师、医师、公司职员等。因此教会的福音使命就自然切入了文化的使命。因此自2000年以来，一些城市教会就纷纷开展了慈善事工、婚姻辅导、职场培训等文化使命的事工项目。

    3、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的互动情况

     客观来说，这几十年来中国教会在当下中国社会里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限制引起的因素，亦有内部理念问题带来的结果。外部环境指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宗教团体的限制，对于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来讲，显然他是不愿意某一个宗教对于社会有过多的贡献和影响的，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在民众中的份量。内部理念问题指的是中国教会自身的信仰理念问题，具体来讲指的是中国教会由于有浓厚基要派信仰的背景，所持的属灵观趋向于二元论的观点，主张教会和社会的分离化，因此对于社会层面的文化使命缺乏热情。

    不过，这种局面时至今日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城市新兴教会的兴起，中国教会越来越明白只有让福音信仰根植于社会和民众，基督教才能更深、更广地扎根于中国。自2000年以来，众多以城市为背景的民间基督徒社团在文化、教育、慈善等方面投入了实际的行动。比如在文化方面，著名基督徒作家北村、经济学家赵晓、影视演员吕丽萍等人经常把信仰精神带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内，他们正力图使基督信仰在文化、思想领域更深地影响中国。在教育方面，有众多的基督徒投入到了幼稚园、小学等教育机构的建设。而在慈善方面，更是有众多教会积极投入到社会的救援行动，比如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都有基督徒积极的行动，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灾害中基督徒机构更是占据一半的救援力量。

    据官方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的数据显示，该机构25年来共筹得10亿元人民币的款项，分别向31个省，超过1亿人口援助过。该机构提出了三个目标，其一，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作出贡献；其二是鼓励中国基督徒积极参与社会发展事业；其三是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资源分享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