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在未来10-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基督教藉福音当肩负起怎样的责任？（下）

编者按：未来的10-30年，是中国城市化继续发展的几十年，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关键的几十年，它将会深深影响中国的未来。基督时报认为，在当前这样一条扑面而来的中国高速城市化道路上，中国基督教要扮演怎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责任、发挥怎样的力量，这是今天中国教会必须开始严肃思考的重要话题之一。

基督时报认为，未来10-30年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上，中国教会与信徒至少应当有四个看见。本系列文章（上）和（中）谈到了前三点：首先，让福音成为处于城市化巨大转型期中无数个体灵魂真实的安慰与医治。第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在富国民强的过程中福音化最关键甚至是最后的契机。第三，让福音激发基督徒为城市化提供最需要的两方面的公共资源：社会服务与社会伦理。（前文阅读可按此：上、中）本文将继续前文的探讨，继信徒个体、有形教会、横向的社会角度后，延伸到历史角度进行纵向的探讨。

第四，让福音帮助今天的基督徒为现代中国民族个性的塑造注入更多优秀元素。

最后，让我们纵向延伸到历史性的视角来探讨和思考福音可以为今天的城市进程、以及未来的中国注入怎样的祝福。

虽然说世界大规模的城市化是由近代工业革命开启的，是500年来最为庞大的全球趋势之一，但事实上，人类从其幼年时代就对城市有了浓重的情结。人类“早期的城市聚落”可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从那时到现在，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历来都成为人类评判一个文明先进与否的集中表现之一。

古老的中国也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公元前1700年时，商代就已开启了中国连续而持久的城市文明模式。随后，汉朝的长安、唐朝的洛阳、宋朝的开封都是各自那个时代世界上最繁华的令人羡慕的十大城市之一。资料显示，从汉代到清代，县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保持在1300个左右，可以说，古代中国城市与欧洲相比不仅数量多，规模之大也是世界所罕见的；并且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也远远居于世界前列。据《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300多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就已达到了15.9%，唐朝天宝年间（745年），城市总人口达到1100万人，全国总人口约为5300万，城市化率达到20.8%。宋朝的城市化率，则达到了22%的水平。而在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也仅3%。

但中国在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城市化率反而下降了。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开启的近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带来了欧洲英美等国的富强和城市化的急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进反退，逐渐落后于世界。

（本图为图表截图，截图来自三秦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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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国重新开启大规模城市化进程。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50%，成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的重要标志。全球公认的城市问题研究权威乔尔•科特金评价说，这意味着中国“再次迈进城市史的前沿。经历了近500年相对滞后的历史，中国又重新成为全球建筑、社区规划和经济基础设施开发方面万众瞩目的焦点”。

把中国2000年开启的高速城市化进程放入整个中国历史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中国这个古老文人类文明在城市史上的重新回归。

然而，斗转星移，今天已是21世纪，人类已步入现代社会，当下中国的城市化也和中国历史上那些城市化迥然不同。

仔细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虽然城市化水平不低，但它更多反映的是一部王朝更替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博导唐任伍如此总结说：“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多次出现辉煌发展，但很难持久保持，随王朝的兴亡而兴盛衰落。发展---衰落---破坏---恢复---发展---衰落---破坏，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成为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与民生发展与变迁的轨迹完全是一致的。”

古代的城市更多是一种依附王朝政治而衍生的繁华，这一点尤其在每朝首都的兴衰上反映出来。考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也可以鲜明体会到此点。中国自隋唐开始，运河的开凿就与沟通城市连在了一起，运河就可以造就城市的生死，而不同的王朝对于漕运的重视度也直接影响了这些城市的兴衰。

乔尔•科特金在考察了全球城市史后分析说，城市世界从发轫开始就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坚实与否决定了城市能够可以长期繁荣下去，他总结为三点：神圣、安全和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和经济这三方面的特质，缺少其一都会导致其衰亡，宗教、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为城市的建立最开始打下基础，但如无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善的商业市场和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最终城市仍旧无法拥有持久的未来。

近代工业革命开启的城市化虽历经暗流与风波，但之所以历500年不衰，且愈发强健与发达，其根本在于与之前人类社会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的本质。这最直接的表现是市场经济体制、市民社会的发达以及社会空间的开放。

虽然近10多年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有一致的轨迹，这与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城市化的发展轨迹表面看上去也十分相同，但本质完全不一样。前文分析过，古代中国城市化背后与王朝政治紧密相连，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虽然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推动，但相比而言，其背后现代化的因素是前所未有的。

乔尔•科特金谈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如此评论：“可以确定的说，中国城市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没有过的。”的确，历史上中国的城市更多是行政、皇家和贵族的中心，虽然今天中国的城市仍被赋予行政权力的使命和色彩，但不可忽视的是它愈来愈多的成为广大普通民众改善民生、寻求幸福和机会的一种选择，其公共性与社会性前所未有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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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虽然一些城市的发展得益于行政中心的角色与宏观调控的调节，但其现代化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基调和底色。全国各地众多城市展现出来的蓬勃与巨大的活力，不是仅仅靠大运河式的城市发展模型就能推动起来的，更多是因为市场的放开带来的多重资本的流动、人口管制的放松带来的对自发劳动力的激活，以及生活需求推动的社区群的不断开发。

而且这样的趋势伴随着中国的改革深化与经济的推动，其特点彰显地愈发明显。过去10年来，中国的政策主导从过去的“乡镇化”中先走出来，然后开始强调“城镇化”，最近几年则更强调“城市化”、再到2015年已经成型并凸显出来的“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的城市群”战略，可以说，它是一个逐渐褪去传统的乡土文明，进入到城镇的过渡期、再到逐步成熟的城市阶段，并且到目前已经开始奠定下至少未来10-15年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方向。尤其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化愈来愈超出行政地区规划，走向以经济和市民需要为驱动来产生城市集合效应的趋势。

古代社会所造作出来的传统的城镇是一种以消费、娱乐和行政统治需要而诞生出来的，但现代城市则显示出一种以经济、生产和创造的需要而诞生出来的特征。中国2000年刚开始步入城市化进程时，其仍旧保持着较强的行政与地区规划的色彩，但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成熟度的逐渐孕育，其现代城市的特色愈发明显。

目前，这种发展已经并非仍是零星之态。最富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以北京为中心带动的京津冀一体化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带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并联合港澳带动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而与此同时，这种战略并非仅仅只是停留在一线城市之中，在西南还有从2013年就开始步入建设中的重庆成都城市群，中南开始着力建设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地展开的城市群等。《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已经形成六个城市群，其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中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

这种模式产生的基础是城市化率在这些地区已达到较高程度。2011年，广东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66.2%，居全国前列，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率超80%，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故此广东省开始加快世界级城市群的功能培育。2014年9月有数据显示，京津冀三地的总体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决策专家如此说“当一个地区城市化率超过50%，每个地区都开始扩张和发展壮大了，这个地区逐步形成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就逐步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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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以经济发展与市民需要为驱动超越行政区划的“大都市圈”的发展路径也是目前世界顶尖发达城市曾经走过的路径，其中尤以“纽约都市圈”表现得最淋漓尽致。

纽约都市圈，其真实名称为“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世界十大都市圈之一，其北起缅因州，南至弗吉尼亚州，跨越了10个州，面积约占美国五分之一，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形如带状，长约1000KM，宽50~200KM，面积13.8万平方千米，占美国总面积的1.5%，人口却拥有6500万能够占到美国总人口的22.5%，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而纽约都市圈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美30%以上，被视为美国经济的中心。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之一，纽约占据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由于位于波士顿郊区的128号公路两侧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享有“美国东海岸硅谷”的美誉。

目前，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也已经因其经济的活力跻身为世界重要的城市群之一，与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成为世界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内的约30个城市，面积约30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1.7亿。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以仅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1/4的经济总量和1/4以上的工业增加值，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面貌的重要塑造者。

可以说，回顾近15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它呈现出一种以类似“软着陆”的姿态——从乡土、到城镇、到城市、再到城市群的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逐步迈进。和古代中国的城市化相比，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其性质和特点已截然不同，它是一种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本质差别。正因此，如没有包含战争等类的强大的不可抗力的干涉，这样的城市化注定会比古代中国的城市化走得更远。

也正如此，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虽然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研究，但其对城市发展发展的思考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应用。因为它兴起的时代背景和今天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产生之初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化种种的现实问题。

当时处于城市化的美国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曾写到：“许多19，20世纪的作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指责城市孵化了美国精神中每一个黑暗而邪恶的冲动。肮脏、杂乱、骚动、危险、犯罪和腐败——按照历史社会批判学家的说法，似乎这一切就是城市生活的本质。”面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芝加哥学派希望改变现状，让城市拥有更为长远和健康的未来。比如其创立时提出的独特的城市生态学方法和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论极具有启发性，以及他们后来针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出现的社会问题比如移民、流浪汉、犯罪问题、城市劳工与教育问题的研究切实关注城市生态和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等。

正因为其突出的贡献，因为芝加哥学派创立的城市生态学理论，被赞扬为“它提供了城市研究的一种经典范式”，尤其是在其影响下许多社会学家关注了大量的下层社会问题，他们的工作对政府的政策决策也产生了良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下层社会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城市化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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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着类似的时代背景，因此激发了中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起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当然，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仍有其局限之处，但这些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社会学家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及直面城市化种种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的勇气、采取的实事求是的调查与分析方式值得今天中国的社会效法，也值得中国许多关心社会民生与发展的基督徒学者从事类似的研究与思考。

在芝加哥的社会学家积极行动关注民生、改善城市发展的同时，美国也有城市教会的领袖在牧养中真实都感受到城市化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因此十分强调对基层民生的关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思想家的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他于1915年被按立成为牧师之后，就在当时美国城市化发展最快速的底特律持续牧会了13年，一直到1928年。底特律做当时世界汽车工业之都，其工作的发展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部的大量居民，人口极剧增长，而贫富分化、种族矛盾以及移民与劳工等各种城市问题也十分明显。尼布尔在牧养中服事了大量的基层劳工，与他们许多真实的接触深深地影响了尼布尔的思想，他尤其重视对基层民生的同情和关怀。尼布尔一生扮演了三个重要的角色：布道者、社会活动家和学者，而且这三中角色是尼布尔同时承担的，而贯通这三者的基础是他对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和社会的遭遇和问题的思索和对出路的找寻，从而激发了他对基督教伦理和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在这一点上，尼布尔也可以给今天中国城市教会的牧者们带来许多启发。

在寻找“城市病”等各种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法的同时，笔者也同时认为，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成功的关键根本仍旧在于需要更深入地把握现代城市、现代社会的本质上。

事实上，近代工业革命开启的城市化，其本质而言就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城市化只是这座“冰山上的一角”，是其外在的表现而已，虽然城市化的规模和意义对现代化巨大，但现代化才是促成近代工业化开启的“发动机”；而且最终我们说的是：城市化的基本完成其实代表的是现代化完成的重要标志：原来城市化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媒介”，如同导电的电线一般，是否有电流的涌动才最为关键；电流看不见摸不着，和电线这种实体物质相比它是一种抽象物质，但它却切实存在，有它的涌动才能真正带来能量，就好比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两者的关系——城市化进程是看得见的实体，而现代化的进程则是促进其发展和实现的驱动力。

因此，可以说想赢得城市化，最根本是需要从铸成现代化的基底开始。那么，什么是现代化的基底呢？按照对现代化进程研究颇多的、人类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是我们必须塑造出符合“现代性民族个性”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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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国民性”，中国近现代诸多杰出人物在探索国富民强的道路上常常有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反思，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鲁迅、柏杨、林语堂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来自艾青的诗可以概括许多人对国民性“爱之深责之切”的反省的动机，衷心期盼自己国民走出很多与现代性无法共融的国民性，比如迷信蒙昧、重裙带缺乏公德、崇尚做官轻视其他行业等等。

然而，国民性到底如何更新？世界历史上，现代性民族个性又是如何形成的？《现代化的本质》作者于歌在考察了英、美、德、法、意、日及拉美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后总结说，现代化终究是由人推进的，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才是最根本和最应该注目的。

于歌在《现代化的本质》中开篇首先就纠正和普及说，事实上中国人常常说到“现代化”就是西方及西方社会学里所说的“近代化”。西方社会学普遍认为，人类的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近代之前和近代之后，近代之前的社会被称之为传统社会，近代之后的社会称之为近代社会，而现代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延续，现代社会也是近代社会的延续，有同质性，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近代化。

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这两者有着截然上的本质的不同，比如拿最基础的世界观来说，传统社会主要的特点是巫术思维（因为人们以为万物皆有灵，世界和万物的背后往往被认为是有神灵支配或者妖魔作祟，所以人们普遍重新法术）和传统主义（即传统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和亵渎的）以及对团体的盲从；但现代社会崇尚去迷信、注重科技；再比如在待人和处理事务的态度上流行特殊主义态度，即对自己人和对外人有严重的区别，但近代社会强调普遍主义、法治和平等；在社会形态上，传统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停滞、形成一个千变不变的社会；近代社会则是日新月异，创新与变化明显。

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最开始是从欧洲进行的，欧洲最先迈出了传统社会，但以经济指标、文明发达程度而言当时的欧洲并非位居前列，但为何欧洲，尤其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代表的英国首先步入近代社会，推动世界变革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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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歌首推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他在其2015年推出的《民族个性与民族兴衰——宗教改变的国家走向》再次强调说，韦伯完全不认同用种族优劣理论来解释民族兴衰，即使近500年来看上去强势的、从未打过败仗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近代之前，也就是500年前，还是个龟缩在英伦半岛，饱受欺辱，甚至数次被征服和殖民的民族”。但“从16世纪中叶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人突然豹变”，成为一个强势民族，继而在以后的500百年里逐步成为全世界最强悍的民族，而曾经历史上强悍令整个欧洲都闻风丧胆的匈奴等民族却消失不见….到底为何？

在这本他称之为《现代化的本质》的续篇中，他更多地是从人的角度来描述人的心态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如何关联的。于歌欣赏韦伯运用社会学比较分析方法，对比了英、美、德、法、意、日、以及中国等世界不同国家的近代发展与宗教，给出的结论：“宗教影响了民族的个性，从而决定了民族的命运”，韦伯称之为“现代性民族个性”，正是因为英国率先被塑造和形成了“现代性民族个性”，才开始其现代化的进程，也才率先了实现了城市化。

那么，到底“现代化民族个性“是什么，又是如何塑造的呢？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精神，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加尔文主义，对现代性民族个性有多方面的塑造，比如：看待自然和社会现象时不迷信，在解决问题时也趋向于使用科学手段而不诉诸各类法术或巫魅；更善于建立公共事务当中的合作关系，把目的和原则视作高于人情和血缘；对道德的遵守不再仅限于对待熟人，也推广到对待生人；把工作或劳动神圣化，勤奋努力、禁欲、蓄财、乐于投资、敢于冒险。

于歌作为一个中国在自己对比和分析之后，给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民族个性里面，没有发展出现代因素”，而这导致我们在近代的落后与衰败。

书中，于歌在回忆晚清中国落败从数千年的世界强国径直跌到反被鱼肉的命运时，如此感慨说：“中国近代的失败，是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面前的失败，是巫魅蒙昧在理性主义面前的失败，是血亲地缘主义在普遍主义面前的失败，是熟人社会的缺德在公民社会中道德自律面前的失败，是专制社会在自由社会面前的失败……追根溯源，是传统的民族个性在现代的民族个性面前的失败。”

今天，中国在历经百多年患难后重新回归到国际舞台上，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追寻着现代文明的成就。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少不了的、甚至可以说最关键的就是“现代性民族个性”的重新塑造，或者说国民性的更新。基督教，这一中国时下多元社会和文化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样作为新教伦理这一人类文明优秀遗产的分享者，有理由、有责任为现代中国民族个性的塑造过程注入更多优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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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由个体组成，民族个性也是有个体的风格如点滴之水汇集而成，国民性的更新需要基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更新。基督徒，作为福音恩典与能力的品尝者，我们首先有责任活出新教伦理所滋养与弘扬的各种“现代性民族个性”，如：去迷信、去人情化、重视合作与公共性、把工作神圣化看待、勤奋负责、禁欲、蓄财、乐于投资、敢于冒险、鼓励创新。

这些现代化品格的塑造是基督徒有义务和责任藉着福音做出切实贡献的，并且城市化也为国民性的更新创造了最重要的时代空间。如前文所言，城市化的本质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形成是基于“现代性民族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形成最根本是需要在城市化的空间内完成的。传统社会是基于乡土式的空间，即使有城市，传统社会的城市本质上也是一种工业革命之前的农耕文明下的人口聚集，但伴随着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的开始也逐渐在创造着愈来愈大的城市空间，这一空间下也诞生出新的对市场经济、劳资关系、公共与法治、社区生活、人际共同体等各种需要，而这些又一起呼唤着、并培育着“现代化的民族个性”。

因此，这就需要被福音改变的每一个个体基督徒都在城市空间中更好的活出“现代化的本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教会的发展、社会的事工等非常重要，其他看上去并非“圣职”的其他各行各业的个体基督徒能否在日常生活、工作职场、公共空间等方方面面这些属地的空间中道成肉身活出“属天的呼召”、活出福音的教导来亦是无比重要。如此，才能将福音的馨香之气融于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化为生命，滋养后代。

并且，笔者这里尤其想强调的是，面对着城市化临到的许多挑战：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建筑规划、弱势群体保护……如果有基督徒能够带着使命感投身环保、食品等许多对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行业，那么城市化美好的明天才能更好地指日可待。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幸，福音在中国自马礼逊入华以来已经有200年。虽然今天的中国教会仍旧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已经扎下根来，并且根基也逐渐积淀许多。

这200多年，中华民族经历过风雨飘摇，直至今天我们仍在现代化的路上。这200多年，中国教会与自己的民族与百姓一起经历过跌宕起伏。上帝一直在恩待中国，上帝也在一直藉福音在预备中国教会。

城市化进程结束后的远景对近200年经历无数苦难与艰辛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块“迦南美地”，而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能否也把自己的百姓带领到属灵上的“迦南美地”，给予自己的民族带来真正属天的祝福？

但让我们重温耶和华上帝对他的仆人约书亚说过的话：“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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