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巴赫：音乐——只为赞颂上帝和纯洁的灵魂

“我行至你的王座前，噢，上帝，我恭顺的祈求，请不要将你那慈悲的面容，从我这个赤贫的罪人身上转开。赐我一个极乐的归宿吧！我主啊！请在末日那天唤醒我吧——让我永远能够看到你。阿门，阿门，请倾听我的祷告! ”——巴赫的最后一首管风琴前奏曲手稿中的祷文

16世纪横扫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其始于德国。马丁·路德（1483-1546）所进行的宗教改革起到了正本清源基督教义的作用，使得基督教回到了它朴素的原始面目。同时，马丁·路德本人又是属于文艺复兴晚期的那个时代的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他对基督教的教堂音乐结构作出了详尽的规范。但是真正使得教会音乐深入人心，达到顶峰的人物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巴赫家族作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一开始居住在迈森——图林根——萨克森地区， 即德意志神秘主义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盛行的地区。这个家族的祖先——魏特·巴赫便是个虔诚的路德教徒，其时大公鲁道夫二世残酷推行反宗教改革措施，魏特·巴赫只得从大公所辖的匈牙利返回德意志的图林根，这个地方日后成为巴赫家族的摇篮。

魏特·巴赫的身上有着一种至深的虔诚精神，这种虔诚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和富有斗争性的，它成为巴赫家族信仰的传统。在J·S·巴赫之前，这个家族中就涌现出数十位笃信路德教的技艺高超的音乐家，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伟大的宗教音乐家J·S·巴赫身上发出异常耀眼的光辉。

J·S·巴赫在早年的学生时代就大量地接触并熟知了基督教义语录和使徒书，又通过《洪特尔概论》——一本路德教的经典教科书——的学习，熟悉了路德教义。此后，巴赫不断通过各种方法勤奋学习神学以及神学体系的辩论知识(逻辑)，他曾细心研究了二十余本马丁·路德本人的专著，以及五十多本路德教其它领导人撰写的教义争论和宗教实用书籍。

马丁·路德教使J·S·巴赫产生了崇高的信念、至深的虔诚精神，以及纯洁和质朴(纯洁和质朴是新教的特色)的信仰。这一切，使他产生了坚强的意志，巴赫少年和青年时代对音乐知识的学习可谓坚苦卓绝，他对音乐艺术的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精通其全部细节的炽热愿望。

遵从马丁·路德的教诲，巴赫以他的意志和巨大的热忱投入到宗教音乐的创作中，这项工作耗费了其一生的精力，他一生一共创作了一千余首大小作品。在巴赫的时代信仰、宗教就是生活，宗教及其音乐活动融入到那时德国农民和市民的政治、文化、娱乐、艺术生活之中，民众的生活一直和宗教与宗教音乐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强有力的联系。

在巴赫看来，按照马丁—路德教的传统，音乐和演奏“不是一种旨在表现人的感受的艺术活动，而是出于客观的必要 ，通过耶稣基督的口以《圣经》的方式表现上帝的圣言；是出于信徒们，即基督徒们的创造性集体的普遍而又强烈的愿望，其目的在于颂扬创世主上帝，给他以最高荣誉。”

巴赫在1708年1月25日在缪尔豪森的“辞职书”中写道， 他的音乐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为歌颂上帝而创作一种经过整顿的教堂音乐。”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此项工作，他就让自己的艺术忠实地为教堂和礼拜仪式服务，从而紧密地同路德式的教堂音乐传统结合起来。然而他似乎总是不能实现“创作一种经过整顿的教堂音乐”的愿望，无论是在魏玛，在阿恩施塔特，还是在缪尔豪森，在安哈尔特——克腾，他都无法进行这项工作。直到他接受了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乐长职务，他才有机会有精力着手这项工作，虽然他的物质条件极差，但他却越来越不遗余力地运用他乐长的职务的威望为进行自己的教堂音乐创作而努力工作着------崇高的信念支持着他。

J·S·巴赫的音乐作品形式多样，体裁囊括了除了歌剧外的当时流行的各类音乐。他开创了全新的风格和创作领域，不仅使宗教音乐，亦使整个德国音乐从曾被认为是“野蛮人的东西”发展而为近代欧洲音乐文化的先驱。正是信仰所产生的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热忱使他在形式上倾注了不懈的努力，他无限扩展了各种音乐形式所能达到的表现力。

在巴赫的音乐中，有着千变万化的技巧、丰富多彩的灵感、层出不穷的乐思、无穷无尽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巴赫似乎以他的音乐形式揭示：上帝以他的荣耀、智慧和力量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在构造上是无限多样、无限丰富、无限细致、无限深刻的。

巴赫的作品浩如烟海，有康塔塔、乐队组曲、协奏曲、受难曲、弥撒曲、独奏奏鸣曲、前奏曲、幻想曲、变奏曲、经文歌、古组曲和舞曲……其中构成他作品的四块基石是：管风琴曲、钢琴曲、受难曲和弥撒曲、康塔塔。

巴赫的管风琴音乐可分为两大类：1、赋格曲或带有赋格的其它曲子。2、众赞歌前奏曲。前者豪放粗犷、气热澎湃、辉煌壮丽，必然的逻辑将这类曲目同“神圣”、“崇高”、“永恒”、“痛苦”、“死亡”……联系在一起。后者则是抒情的、内在的，这部分曲目现存约一百四十余首。

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为教堂的节假日的礼拜仪式而谱写的五个年度的宗教康塔塔占了极大的比重，这部份作品据说共有至少二百五十余首，现存的有一百九十余首，其中有一百六十五首是为莱比锡教堂而写的。从1724年圣三·一节后第一个礼拜日起至1725年复活节期间，巴赫谱写出了为整整一个年度中所有节假日的礼拜仪式所用的众赞歌康塔塔(以及管风琴前奏曲和卡农)。

巴赫在这种“纯教义”象征的赞美歌中找到了通向信仰的道路——“光荣、赞颂、荣誉和庄严都属于你，天父和耶稣，属于这个名字的神圣精神! ”巴赫在宗教康塔塔这一供仪式所用的音乐中竭尽所能地表现上帝的荣耀、智慧，不仅唱出了自己的虔诚心声，而且使所有参加仪式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基督教的普遍原则、教堂和它对上帝的颂扬上。

巴赫还以受难乐这一形式传播耶稣基督的荣光，在这一体裁中，巴赫殚精竭虑，他一共创作三部受难曲《约翰受难曲》(1724年)，《马太受难曲》(1729年)，《马可受难曲》(1731年佚)。《马太受难曲》宣扬了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不止于此，巴赫精心地将各声部按不同曲调和音响组合起来，从而表现了耶稣受难的“真实的”戏剧过程，使人们透过死亡与葬礼音乐及终曲看到永存的生命，至使许多虔诚的信徒将耶稣受难的神圣事迹看作事实，从而在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下去牺牲自己，这是一部何其伟大何其感人肺腑的史诗呵!巴赫使自己成为福音教义的见证人——(那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不就是巴赫那由信仰支持的崇高信念和纯洁灵魂的写照吗?)。

法国作曲家伯辽兹回忆1843年在柏林观看《马太受难曲》演出的情景时说，“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仿佛在教堂里听福音歌”。尼采在一个星期中接连听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发自内心的惊叹，尼采评价《马太受难曲》时说：“要是谁忘记了基督教义，那他在这里确实可以象听一部福音书一样听到它。”。

无论是巴赫的教堂音乐，还是他的世俗音乐，其创作目的无不是在于赞颂上帝，就连献给勃兰登堡大公的六首管弦乐协奏曲（即《勃兰登堡协奏曲》），也是歌颂上帝而非大公的。在那个时代，路德教成为民族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是同生活紧密结合的，宗教生活即等于世俗生活，宗教活动是一切活动的核心。

不论诸如《农民康塔塔》之类的音乐其原来的创作目的(而非动机)多么的世俗，对于巴赫来说，一切音乐终归都是宗教。他对上帝的崇敬从头至尾指导着他的音乐，创作音乐是虔诚的表现，演奏音乐是崇敬的表示，第一个音符都是奉献给上帝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所有音乐的目的及其始终不变的动机，除了赞颂上帝，纯洁的灵魂以外没有别的。

路德赞美诗和其它基督教艺术养育了世代的德国音乐，造就了巴赫，也造就了他的音乐，对于上帝的崇高的信仰使他从事勤奋的、严谨的、寓意深邃的音乐创作，使他得以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他的音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思想，宗教的热忱使他以他的意志征服了那么一大片光辉灿烂的音乐领域，崇高的信念使他的音乐不因那里的黑暗环境而显得低沉，相反，却放射着永不消逝的熠熠的光芒。

正如法国音乐评论家保罗.朗杜尔所言：巴赫“创作的目的并不是为后代人，甚至也不是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他的抱负没有越出他那个城市、甚至他那个教堂的范围。每个星期他都只是在为下一个礼拜天而工作，准备一首新的作品，或修改一首旧的曲子；作品演出后，他就又把它放回书柜中去，从未考虎到拿来出版，甚至也未想到保存起来为自己使用。世上再也没有一首杰作的构思与实践像这样天真纯朴了！”

巴赫以他浩瀚若大海的创作使得路德教的音乐和整个巴洛克时代的音乐创作达到了顶峰。所以，一直有一种说法：巴赫是路德教中除马丁·路德之外最重要的人物了。

曾庆豹教授曾对巴赫及他的音乐有如此的评价：巴赫以“信仰求生”，音乐是他通往永恒天国的门槛。生是苦恼之源，十字架上的基督表明了死对生的威胁，透过体会基督的死，是为克服死的恐惧，迎向永恒复活救赎的喜悦。“今天，你已和我同在乐园”的宽慰，使生灵得以藉十字架上的耶稣之死来克服死的心境。“同在”的允诺是爱之光，爱是灵魂的实体，灵魂除非托付给不可见的爱，不然则注定飘泊流浪在死的思绪不安中。

巴赫的音乐，既有“现在”的时候，也有“这里”的场所，它把“现在”和“这里”的日常给净化，进而再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这世界（“现在”和“这里”）的本质或实体。巴赫的伟大就在于他的音乐企图表现出转化的能力，一种超凡入圣的信仰能力，把我们的灵魂带离消失的瞬间，进住天国永恒家园的安息。

资料来源：《巴赫的虔诚与对巴赫的虔诚》、《灵魂在不知不觉中数数目──巴赫“马太受难曲”》（曾庆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