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传教士狄考文对中国近代基督教的影响看今日宣教

狄考文(1836-1908),美国著名传教士。1863年自美国乘船,穿越太平洋,历经波折,前后历时半年多于1864年1月由烟台登陆,后抵达山东登州(蓬莱),在登州城北部观音院建立教堂,开始传教。

狄考文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时间，恰恰也是中国社会经历痛苦蜕变的时期，他亲历了这一蜕变过程，也为这一蜕变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也信守誓言艰辛备尝兢兢业业忘我奋斗至生命的终点，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布上帝之爱，引导中华归主。

但在他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的同时，他也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中国近年来往东南亚，中东也派遣了很多的宣教士，那么中国的宣教士能否像狄考文一样呢？

作为传教士,他主持翻译了中文版《圣经》,为当代版《圣经》的前身,其影响深远。那么，中国的宣教士能否按照当地的语言来牧养他们呢？

狄考文不但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尤大。他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在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京师大学堂最初选用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山东大学堂更是登州文会馆的部分外籍教师和学生仅用一个月时间办起来的；在兴办现代学堂热潮中，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供不应求，纷纷被各省聘任为大、中学堂教师。

在中东一些贫穷地带，很多的孩子都上不起学。中国的宣教士是否在当地建立教育培训基地呢？

在办学过程中，狄考文积极从事新式教材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 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狄考文不仅重视科学课的教授，并且也重视学生的实验能力。学校经常举行地理知识旅游、天文观察、物理实验等。

狄考文在长期的中国生活中,与中国产生了深厚感情,他在晚年给朋友的信中曾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狄考文先后在山东从事传教与教育工作长达45年,死后埋葬在烟台毓璜顶长老会墓地。 

狄考文去世后，英国浸礼会评价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良好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杰出的学者。”

中国有人评价说：“可以说狄考文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近现代教育事业、博物馆公益事业紧密相连。”

这就是传教士狄考文。日后，中国会出现无数个传教士？从我们中国走出的宣教士是否能像狄考文一样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神给你的禾场呢？我们是否有狄考文一样的心志，促进当地的教育文明呢？看到狄考文，今日的中国教会派遣的宣教士，需更深的装备与学习。